公众史学在英语国家的发展路径——兼论对中国公众史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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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过去三十多年里，公众史学在很多国家里蓬勃发展。在美国，公众史学的主要学术团体——国家公众史学委员会和核心学术期刊《公众史学家》——自1980年代建立之初便积极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在英国，不同形式的公众史学实践与遗产和记忆密切关联;在澳大利亚，专业学术期刊《公众史学评论》成为连接公众史学与社区历史的桥梁，为在遗产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影视媒体、博物馆、自由历史学者等提供交流的平台;在加拿大，公众史学在博物馆、档案馆、历史遗址、公众纪念等领域呈多元发展。“公众史学”这一术语在不同国家里有着不同的文化解读，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模式，颇有百花齐放的态势。

“自1870-1880年代，历史离开公众领域进入学院时，史学实践者们笃信他们能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解释历史。而在一个世纪后，不少史学家离开学院回归公众领域，重新与现实世界对话，他们竟然无法就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达成一致。”在美国，历史实践者如档案工作者、口述历史学者、博物馆人、联邦历史学者及考古学者等，以及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促进协会和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均采用了不同的伦理道德准则。那么，什么是公众史学?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将之定义为:“公众历史是指历史以多种或多元方式满足现实世界的需求。”这里，对“现实需求”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它隐含着历史与现实相关，不只是为学院存在，而属任务导向型历史实践。不仅如此，“公众史学是将过去建构为历史的过程，也是与公众(即人民、社区和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实践”。强调过程是公众史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罗伯特·凯利于1978年对公众史学的定义殊途同归:“公众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以及在学术界以外，如政府部门、私有企业、新闻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各种历史机构，甚至是其他私有领域等，运用史学方法与技能。这里揭示的其实就是公众进程与公共空间这两个最能体现公众史学的核心的关键元素。

历史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出现在博物馆、遗址、城市建筑与景观、公众纪念等各种公众历史场所。顿时，历史不再是那个遥远的与我们毫不相关的过去，也不再是少数人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它似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活，它似乎无处不在。当历史在学院之外超越学科边界和学术规则以更生动和更富批判性的形式产生和传播，当公众史学逐渐成为一场积极的社会运动，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并与社会、，史学界开始出现关于历史与公众关系的反思:谁在创造历史?谁在书写历史?历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历史应如何呈现?

虽然近些年公众史学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时甚至变成史学研究的一个“时尚”领域，但这一学科最前沿的理论研究依然集中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我在《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一文中对公众史学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主要探索公众史学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包括在这三个国家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下公众史学的起源、简要历史、主要问题、学科建构与教学体系，并结合美国模式总结及反思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希望对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在英国，历史在真正意义上走向公众开始于二十世纪初。约翰·托什认为英国的公众史学传统有三种形式。首先，历史成为公众教育的一部分。乔治·特里唯亚，在History of England(《英格兰历史》)一书中讲述了他的伯叔祖父马可雷爵士的显赫成就，、沉着、向往自由为核心的国家精神使得个人能取得如此成就。历史由此成为一种能够充满人性的教育，启发对现实的思索。过去虽然与现实相关，但只是一个远离现实的避难所，而不是与现实积极对话的手段。其次，历史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公共政策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再次，历史在社会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史学家唐宁倡导历史的相关性以及用史学视角进行社会批判;，经济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需求。

这三种形式虽然与公众相关，但均属于职业历史学者眼光里的“历史相关性”。而在1960年至1980年代，受语言转向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真正成为现代英国公众史学的基础。保罗·汤姆逊对被剥削阶层充满同情，他超越传统的历史叙事，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反映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以及不同文化阶层的反抗，这种与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身份认同深深影响了学院之外的历史受众。

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职业历史学者在公众领域实践呈多元态势。他们通过影视、网络、报刊等媒体或是政策咨询等形式，将研究成果传播到学院之外，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他们开始与博物馆和遗产机构合作，这一方面是学术界与这些机构对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消费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公众需求。他们还在各个社群开展历史项目，如社群口述历史项目、家族历史与公司历史撰写等。这里，职业史学家扮演着顾问、支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在1970-1980年代兴起的历史工作坊运动便是一例。同时，作为公众记忆的载体，历史不仅仅是纠正虚构或错误的记忆，还能将过去与现实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正视有争议的历史或是曾经被官方历史隐去或忽略的历史，譬如英国的殖民历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美国的奴隶历史等，尤为重要。

当然，历史的公众角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众史学项目都带有实践的动机或目的，关键是对这里蕴含的历史话语权的敏感。公众史学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在于传递某种学术矛盾或挑战:当历史传播的受众范围越广，我们就越能看到历史的作用在于发掘而不是封闭质疑，不在于坚持某个答案而在于揭示不同的可能性。职业史学家突破学院的樊篱走向公众仅仅是公众史学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公众史学更多是意味着学院派和社区历史学者之间的一种职业关系，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学院派史学的参与。发生在学院之外，譬如在博物馆、历史遗址、社区等的历史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与被动消费过去的学院历史相比，这类历史往往富有创意和激情，受到广泛关注，公众享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公众史学不仅是学院对社区历史的贡献，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历史知识或研究成果与公众交流。

一方面，历史是否与现实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门科学，具备专业知识、高层次的分析批判技能、方法、解释性的见解或观点。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诉求。与19世纪的“历史相关性”探索不同，“批判性公众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成果的传播，还在于它关注公众，并希望通过历史的解释和传播激发公众辩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历史在今天的英国无处不在，不同形式的公众史学实践也有好几代人的历史:历史传记、历史小说、家族史、社区史、本地史、博物馆、历史情景再现等形式。不过，很少有历史实践者称自己是公众史学家，他们常常称自己是传播或推广历史知识的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学者，比如遗产专家、博物馆人士、大众传媒界工作的历史学者等。

遗产与记忆在英国似乎是公众史学的代名词。戴维·劳文塔尔认为记忆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实所用。我们认识过去、阅读史料、参观遗址，实质是与历史对话。我们试图将个体与集体记忆和公众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历史的真实性其实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内容到形式到过程到形象再到仪式展演都是如此。因此，原真性既“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文化”。帕特里克·怀特论称历史遗址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大英帝国的光荣充满“民族怀旧”，而私人资本与遗产保护其实矛盾重重。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国家信托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与纷争。。

1983年，由英国政府出资成立了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英国遗产”。公众对历史的热情与政府提倡保护国家遗产的初衷似乎一致。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公众更接近并拥有历史?对历史进行商业包装，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遗址所传达的是一种浅显的历史、怀旧的情节或墨守陈规的仪式而已。公众虽然对历史抱有热情但并不完全具备分析甄别的能力，在历史走向更广范围的公众时，历史的复杂性被妥协，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历史方式去思维，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远离公众。

然而，英国公众史学的真正先驱是拉菲尔·萨缪尔。他提出“人民的遗产”，倡导“非官方知识”，包括口述传统、儿童戏剧、历史辩论等多种历史形式，并指出历史是一种“社会形式的知识”，也是一系列的活动与实践的集合。他还论述大众记忆是1960年代新社会史学运动的产物，这与美国公众史学诞生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伴随1970年代史学职业危机的是新社会史学的萌生和发展，史学界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人史学研究，历史学渐渐由上至下，回归公众领域。关于遗产，萨缪尔认为遗产不应只是那些代表宏大历史叙事的名人故居，而更应该是关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村农舍、关于如何继承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关于讲述平民企业家的故事。这种“自下而上的遗产”其实是1960-1970年代新社会史学对遗产的一种极为人性的回应，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公众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英国则刚刚兴起，它整合了文化身份、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化的记忆、历史政策、娱乐、公众参与等概念，但是没有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与其他国家类似，20世纪初，当历史学在英国逐渐发展成日益专业化的学科远离公众的同时，历史在学院之外以不同形式传播，接着在1970-1980年代，关于遗产的种种思辨，学院内外都开始挑战国家历史、身份认同和文化一致，开始质疑安德森所言的“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公众史学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公众史学家在学院之外使用史学理论、史料编纂、历史研究方法与技能，那他们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协调、提倡、传播、妥协的呢?公众史学对传统历史学者的学术准则、伦理道德等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其次，“公众”本身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与“大众”、“民众”、“非官方”、、或者是“人人均可享有”。如何界定“公众”以及公众在公众史学实践中的角色?在各种公众史学场所，职业人士是如何与公众共享话语权的?公众又是如何从被动的参观者转化为历史的积极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最后，多数情况下，公众史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是史学的各个领域与相关分支学科之间的桥梁，在项目合作、历史呈现和传播中与公众共享话语权。在这一进程中，就学术与实践的不同目标、公众政策、制度上的远见、公众参与以及商业现实等有哪些矛盾和协同?

彼特·曼德尔在论述历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时指出，严肃的历史学者既能够作出严谨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能为公众接受。这看似积极的结论其实暗示着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的矛盾:历史学者应该如何与公众交流历史思维的方式和批判思维的技能?公众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卢德米拉·约丹诺娃认为历史学者应该与公众共享推理模式与实践进程。基于历史学者实践的核心是历史受众和学院内外的公众这一理念，因此她敦促历史学者将其推理的模式与实践扩大至公众领域，鼓励在分析神话、信仰、偏见的力量时使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她主张公众史学的核心问题与历史学本身一致，因此史学中关于年代分析的假设、历史机构与动因、反思性的历史评判等，都需要历史学者进行批判性分析。

约翰·托什则主张“实践历史主义”，视公众史学为应用史学的一种方式。尽管历史似乎无处不在，但对于在协商民主制度下的公众而言，这些通过课堂、媒体等传播或呈现的历史还不够活跃，最多只能激发低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感知。而历史学者还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传播批判性历史知识或是通过各种媒体将历史呈现给公众。他认为实践历史主义需要更高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思维，将史学视角注人公众辩论中，同时与公众分享其学术技能。公众史学家有责任帮助公众更好地解读历史，进而真正地拥有历史。尽管卢德米拉批判约翰·托什让公众真正拥有历史的“实践历史主义”过于浪漫，忽略了公众参与历史的种种障碍，但与约翰·托什一致，她也主张历史思维的模式、历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与公众共享话语权，而这些都是公众史学的核心。

与之相关的是，公众史学的集体性似乎与传统史学研究的个体性格格不人。公众始终存在，公众服务也始终存在，因此历史与公众的对话始终存在。由于公众史学是公众介人、出资或赞助的历史，因此非历史判断进人历史叙事，妥协在所难免。尽管如此，对于公众关注的历史事件分析和呈现，公众史学是唯一由职业史学家介人的严肃的集体行为。其次，公众史学的集体性能促使我们重新思索国家历史。最后，历史认知，或是对历史的关注和热情，是的一部分。

就公众史学教育而言，除了一些分散的公众史学课程之外，目前在英国主要有两个完整的公众史学培训项目，即牛津大学的罗斯金学院为在职学生开设的公众史学硕士项目，以及伦敦大学皇家汉罗威学院开设的公众史学硕士项目。与美国和加拿大不同的是，公众史学在英国属在职教育。学生绝大部分是公众史学的实践者，并在各自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如在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考古机构、遗产咨询机构、历史建筑解说等的从业人员，他们通常已经是公众历史的积极生产者和消费者。

由拉斐尔·萨缪尔创办的罗斯金学院公众史学项目深受其“历史走向民间”和“自下而上的遗产”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公众史学过程研究的入门模块、图像在公众历史生产中的作用、记忆/口述/叙事，以及毕业论文。最终目的是以更宽容的方式思索历史进程和历史建构的过程，同时培养书写和呈现历史的自信。“职业历史学者在公众史学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既是协调者，又能提供一个安全和充满挑战的环境使学生能自信地发展各自的能力，还能知道学生的研究项目。针对不是很自信的学生，他们鼓励不同的研究方向，突破传统的象牙塔似的研究，在写作和调研中与公众分享自己的经验”。自2008年起，罗斯金学院开始主办一系列公众史学会议，主要采用参与性工作坊的形式，吸引在职学生、家族历史学者、遗址机构研究者和组织者、大学教师等，以提供交流的平台，了解公众史学研究和实践的最新动态。

总的来说，学术界尝试从美国引人“公众史学”的概念似乎并不成功，关于什么是公众史学尚没有达成一致，与之相关的研究、项目和培训等依然在史学界处于边缘化。目前，在英国史学界尚没有与美国的《公众史学家》或是澳大利亚的((公众史学评论》相当的学术期刊。不过，较为激进的《历史工作坊》自1995年开辟了History at Large专栏，刊登关于公众史学的文章。受澳大利亚影响，《口述历史》自1997年开创了“公众史学”专栏，主要刊登关于公众通过各种媒体运用和呈现口述历史的研究，不仅介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一科学的最新发展，而且特别关注例如移民和新技术媒体等全球事务。

在英国尽管还没有专门的公众史学的学术组织和机构，但历史研究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积极倡导历史研究，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遗产等方面研究和呈现公众历史。成立于1906年的历史协会于2009年设立公众史学委员会，倡导不同层次的历史教育、本地历史、档案与图书馆、历史研究中的数字革命，同时鼓励关于“公众史学”内涵和外延的争论，引人国际视角。

公众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学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进程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只有六所大学里有5位历史教授和1位历史副教授。到1970年代中期，约有750位历史学教授分布在各大高校。当时，城市环境行动主义、新史学运动以及日益发展的遗产工业和文化旅游业等，都促进了传统史学家与学院之外的公众联系，他们在遗产保护、受委托历史项目、博物馆、媒体、教育、影视、政府等一系列领域就业，关注历史与公众、与实践及社会语境的关系，并试图回答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谁拥有历史的解释权等问题。1980年代，学术界开始渐渐使用“公众”史学这一术语。公众史学在澳大利亚被定义为“是受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在学院之外就业”。格拉姆·戴维森很明显受到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的影响，其定义与罗伯特·凯利1978年的定义异曲同工，却远不如约翰·托什的“批判性公众史学”激进。

同时，公众史学的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1970年代经济萧条最初并没有影响历史学的就业，部分因为当时的惠特兰姆劳工政府慷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赞助高校的人文学科。1970年代末期，年轻的历史学毕业生开始感受到职业危机的压力，而到了1980年代初，工作的机会就已经非常稀少了。与美国当时的情形类似，接受了专业历史培训的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学院之外，因此1980年代诞生了一系列“职业历史学者联盟”。这些联盟探讨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历史话语权”，他们尤其关注公众与历史实践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学院与公众的桥梁，不仅试图扩大历史学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也希望加强社区或公众的历史感知。

受英国的民众历史运动和美国的应用史学模式影响，澳大利亚的公众史学依然强调职业技能培训，，这与其特殊的历史相联系。公众史学在澳大利亚的显著特点是基于具体的本地历史条件和环境。这与澳大利亚本身的历史相关:自1788年欧洲殖民者来到悉尼湾的普利茅茨，澳洲原住民的历史由此被改写了。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公众史学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发掘并呈现原住民的历史。具体而言，一是关于历史呈现或表述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公众景观、纪念碑、纪念仪式、艺术馆等讲述原住民的历史，尤其是发掘被传统主流文化边缘化甚至忽略的历史，不只是在现存的体系里增加一部分，而是试图改变历史评估框架。:如果没有接受公众史学训练的原住民，那原住民的历史该如何进人历史话语体系?

在教育方面，最早的公众史学课程于1988年出现于悉尼技术大学和蒙纳什大学，课程设置受美国影响，并随着澳洲的公众史学实践不断调整。1998年澳大利亚公众史学中心在悉尼技术大学成立，旨在提倡学院和社区的公众史学理论与实践，该中心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出资，进行社区合作和受托公众史学项目，维系和发展国内和国际的公众史学网络，举办公众史学研讨会等。该中心还创建了公众史学的专业学术期刊《公众史学评论》，为遗产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影视媒体、博物馆、自由历史学者等提供交流的平台。《公众史学评论》旨在深人反思公众史学的实践、历史的各种公众呈现;其次，鼓励与历史建筑学、历史考古学领域进行跨学科对话;最后，公众的关注和需求、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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