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风光不再,他们选择移民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Della,女,43岁,毕业于内地某985知名高校。1995年,大学毕业,国家分配到上海某大型国有企业。在国企工作4年后,Della跳槽进入某世界500强公司的全球运营中心,从IT工程师到项目经理,一直到部门经理,工作地点:上海,年收入70万人民币。


Tony,男,Della的先生,和Della毕业于同一所大学,43岁,另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大中华区采购总监。工作地点:上海,年收入110万人民币。


外企光环不再,陷入裁员漩涡


采访Della,是为了一个中产阶层人群调研的项目。没想到的是,Della这样一位在外企工作近二十年的白领,对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可,竟然如此勉强:“对中产阶层的身份,我现在更多的是怀疑。这几年,外企在中国的大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初的光环已荡然无存。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远去,生意越来越难做,很多公司开始裁员。我所在的公司最近也在不断地裁员。人到中年,我发现,自己正身处裁员的中心。曾经熟悉的用户变得日益陌生,曾经擅长的工作变成疲于奔命,曾经看不起的竞争对手正在快速崛起,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大学毕业那年,Tony追随Della的脚步,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二十年里,Tony从外企的普通职员开始,一步步晋升为大中华区采购总监。


2016年,Tony服务的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呈现断崖式下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外资制造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间接影响到公司的销售。二是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开工量不足,对公司的销售产生了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2016年上半年,Tony所在的公司突然宣布大规模裁员计划,下半年又宣布了新的一轮裁员计划。被裁掉的人在拿到赔偿后,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幸运留下来的人,也都感觉到真实的压力。“大家都惴惴不安,按照现在这种发展态势,即使是大中华区的CEO被裁掉,也没人会吃惊的。”Tony说,“大家都开始积极地谋求退路,我也不能例外。”


随着大中华区销售量的下降,Tony在集团总部的话语权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钱挣得少了,话语权自然就小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Tony既无奈,也坦然。


失败的换房,成了移民导火索


2009年,Tony和Della准备在上海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在卖掉原有的老房子后,没有及时买到新房子。失败的换房,演变成移民的导火索。


Della说:“2009年,我们卖掉原来的老房子,开始在上海到处看房子。当时,上海的房市已经隐隐开始发热。我们很快看中一套120平米左右、总价245万的房子。就在我们准备跟中介谈价格的当天夜里,中介突然来电话,说另外一个中介的客户也看中这套房子,并且马上就要签合同。事后,Tony分析,这很可能是中介耍的花样,以便逼着我们快速签单。当时,我们一听就急了,问中介有什么办法。中介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房价再抬高5万元,他有能力把卖家拉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俩开车去和中介谈判,中介一个劲地鼓动我们加价,然后说第二天就能签合同。我和Tony感觉非常不好,从中介那里出来后,我们决定不急着加价,先看看再说。”


一周后,中介来电话告诉Della,他们看中的那套房子被人买走了。更让Della和Tony想不到的是,同小区同户型的房价,在这一周内,直接跳空上涨50万!


“当时,我就感觉,天哪!太贵了!完全没有理性!凭什么呀?” 怀着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强烈质疑,Della和Tony决定暂时不看房子了。


房价依然天天上涨,看着手里的钞票日渐发毛,总不是办法,Tony第一次向Della提出移民的想法。之所以提出移民的想法,是因为很多朋友当时都在办理移民。想着能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生活,Tony不免有些神往。


早在2000年前后,Tony夫妇的大学同学们掀起第一波出国和移民高潮。Della也曾问过Tony,是不是随大流,和大学同学们一起,技术移民去加拿大。结果,Tony坚决不同意。2000年的Tony,是坚定的反出国派。在他看来,国内的机会要远比国外多得多,中国遍地是黄金,放弃全世界经济最活跃、成长性最好的上海,跑到加拿大这种大农村去,简直太傻了。


彼时,Tony的判断精明而合理。从2000年至今,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不仅成就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巨大成功,也成就了外企白领们的职业辉煌。Tony和Della显然也是外企成长红利的分享者。


2009年,曾经强硬的移民Tony,摇身一变,成为出国热衷派,主要有两个原因:


原因1:职业生涯突然发生巨变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面对突如其来的职场翻转,曾经最热门的外企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今天,大学毕业生最想去的地方,要么是大型的民营互联网公司,要么是政府部门,随后才会选择外企,这种选择顺序的变化,隐喻着外企职员的风光不再。


不是每个外企职员都能迅速适应这种变化,对很多中高层白领来说,职场的巨变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优越环境和优越平台,并且不得不面临重新定位的挑战,这是今天很多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们必须面临的挑战。


 通常来说,中高层的外企白领在离开外企后,出路无非两条,要么去民营企业,要么自己创业。Tony和Della既无法适应民企管理风格,又不具备自主创业能力。当他们面对职业生涯的重新选择时,市场留给他们的选择空间极其有限。


“我们不是排斥民营企业,但从身边的朋友们去民营企业的结果来看,都不太理想。原因很多,有的对文化不适应,有的对老板的管理风格不适应,总之就是各种不适应。我们俩大学毕业后就进外企工作,在这个圈子里浸染了整整20年。我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法、工作习惯,都已经被外企打上深深的烙印,从根子上看,我们更适应外企的工作氛围。几年前,我们俩就开始考虑,外企在中国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差,我们该怎样去应对正在到来的外企风暴?”


原因2:对房价的看空与房价飞涨之间的巨大矛盾


2009年,Tony和Della放弃买房后,很自然地成了对房市和中国经济看空的一派。


当前,看空派的窘境是,他们一方面认同看空派的逻辑体系和价值规律——房价上涨是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是不理性的,买房是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不知道谁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另一方面却眼睁睁地看着房价日益上涨,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资产由于没有及时置换成房产,不得不承受着资产价值大幅缩水的折磨。


当人人都在谈论房价,谈论买房、卖房、换房的时候,再坚定的看空派也有扛不住的时候。而移民,在Tony和Della看来,是规避这种环境干扰的最佳选择。


移民,整整办了4年


真正开始具体办理移民,起自2011年春节的一场家宴。Della的哥哥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软件公司,彼时也在考虑办理移民。


Della说:“当天我哥哥说的很多话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哥哥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满满一桌人,你仔细一数,就你一个人还是中国护照。”


Della的哥哥所在的中小企业主圈子中,很多人要么已经办好移民,要么正在办理。2011年春节假期,Della夫妇俩和哥哥一家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


2011年春节后不久,Della接到哥哥的电话,他准备提交材料了。那就一起干,Della和Tony也同步启动移民计划。


不同于哥哥委托移民中介的做法,Della充分发挥在外企工作多年积累的优势,自己在网上查找信息,搜寻资料,然后递交材料,申请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全部材料自己DIY。


所有的环节都考虑清楚了,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整个移民过程,花费的时间太长了。2011年正式启动,2015年,Della夫妇终于获得加拿大政府签发的投资移民签证。


女儿出生,未来有了更多变数


在办理移民的四年中,Della和Tony意外地迎来了第一个孩子——饭饭。饭饭的出生,在给Della和Tony巨大欢乐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现实挑战。


2014年,Della首先摒不住了,和Tony商量:“我们是不是暂时先买个学区房,不然以后饭饭上学怎么办?”


2014年4月开始,Della和Tony从浦东跑到浦西,满上海地看学区房,正准备下手。7月,加拿大移民的体检通知到了。


体检通知是移民申请的最后一步,基本上相当于移民成功。就这样,夫妇俩暂时搁置买房计划,全力准备出国。也就在他们搁置购房计划,全力准备出国的这段时间,从2014年到2016年,上海的房价再次经历多轮暴涨。


2016年初,Tony和Della带着饭饭在加拿大短期登陆,办理完所有新移民手续,并用40万加元买下一栋独立别墅。Della说:“饭饭特别喜欢加拿大,我们经常问她,喜欢上海还是喜欢加拿大呀,她总是说喜欢加拿大。”


加拿大是小朋友的天堂,可是对于年龄超过40岁的Tony和Della来说,加拿大和天堂的距离很遥远。


Della说:“目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申请到公司的内部调动,把我从中国直接调到加拿大分公司。当然,难度非常大,我正在努力。”Tony补充说:“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加拿大,没指望能找到跟中国一样的工作。普通的行政、文员、办公室、甚至Labor工,我们都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去读一个职业学校,学习新的技能,重新开始。”


早年移民加拿大的同学们告诉Della夫妇,无论做了多么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多数人初到加拿大,都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新移民闯天下,其间甘苦,只有自己品尝,才能体味。


2016年,Della一家初到加拿大,前往新移民中心办理手续。新移民中心张贴着欢迎叙利亚难民的大幅海报,Della一家在那里碰到大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新移民中心为儿童准备的活动区里,饭饭和一群难民的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而这让Della感觉非常别扭。


Della说:“我不反对加拿大接受难民,但如果未来,我的孩子要和难民的孩子待在一起,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不是我来加拿大的目的。”在加拿大度过三周假期般的日子后,Tony和Della带着饭饭返回上海。


2016年,作为房市看空派的Tony和Della,目睹了上海房价新一轮的疯狂上涨,“我们开始有点相信说的话了。任大炮说,2017年房价还会大涨,也许真的还会涨。”


到2016年底,他们和其他的外企白领一样,正常地生活、工作,依然没有买房。当然,他们和普通的白领也不太一样了,他们多了一个加拿大移民身份。


这种轻松的日子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加拿大移民有居住时限要求,五年内不住满三年,后面无论是延续签证还是申请公民,都会遇到困难。


对于未来,Della说:“我们的决定对不对,我们的选择好不好,只能交给历史去评判。我们是否顺应了历史潮流,不是通过现实资产的变化来体现,也不是所谓正能量或负能量能解释的。一切只能交给未来,交给明天。”


后续


文章发布前,我把文章的预览版发给Della,Della告诉我:“公司的内部调动已经失败,时间上,也不允许我再找别的岗位,我已经主动要求进入下一批裁员名单。因为我手下的一批员工也在裁员名单中,所以,人事部已经通知我,下次裁员的具体时间就在下个月的某一天。”


Della夫妇已经决定2017年春天,登陆加拿大,开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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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丰园路是条快乐的街道 之 34

聚丰园路是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西门外的一条非常普通的街道。这条位于上海西北方、地处中环和外环之间的街道上,生活着各色各样的人们。当将镜头对准他们时,他们远比我们想象得更生动,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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