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屠戮

自从公元1234年（南宋端平元年）蒙古帝国发起了消灭南宋的战争，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45年间，蒙古大军在四川发起了空前激烈的侵略。，令欧洲闻风丧胆的强大帝国曾经三次大规模进攻成都。而在此之前的1231年，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便引兵攻掠四川，。，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而前后总计，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人口由1300万减少到60万至80万之间，可谓巴山蜀水最为惨烈的历史血泪。

（成吉思汗幼子：孛儿只斤•拖雷）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中记载：“（1236年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成吉思汗之孙，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次子：孛儿只斤•阔端）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史母程氏传》中写道：“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宋人笔记《三卯录》，其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1266年）至咸淳九年（1273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中记载：“迨至去冬（嘉熙三年1239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战争爆发以前，富足与繁荣使巴蜀大地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期（1787年前后）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年）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的荒野之地。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时，“眉州荒废已久”。，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蓬溪元代金仙寺）

西川成都平原，经此一击，千年的繁华与古老的文明形态几乎毁荡殆尽。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刹那间被迫沦为到元朝奴隶制度的奴役状态。

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灾难，它的破坏程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B•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人入侵前的60%。还有西方学者这样认为：

，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宋朝时期的商业曾经异常发达，那里不但聚集了全世界巨额的财富和资本，而且聚集了很多的商人和学者。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被消灭殆尽，使得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从此衰落。而西方遭到蒙古人的打击似乎是恰到好处，既没有伤及筋骨，又被一巴掌打醒了。在蒙古大军停止入侵西欧不久后，西欧正式启动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

（阆中元代五龙庙）

尽管古蜀文明有着极强的再生复原能力，但在经过此一巨大创伤之后，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四川仿佛冬眠一般。四川人的意气风发、才华横溢在其后的洪水期中饱受冲击，而大国博弈的目光也似乎再未认真停留于此。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蒙古取蜀的时间长达52年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蒙古铁骑驰骋欧亚，但在英勇的四川军民面前，则累遭失败，长期束手无策。可以说蒙元帝国征服华夏的过程中，，以宋朝的积贫积弱能做到如此，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前述种种就是证明。

所以当合川钓鱼城陷落之后，终于“川蜀悉平”，忽必烈由此“喜甚”，立即开始在四川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由此可见，元朝四川的南部和东部是最晚归顺元朝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南宋其他地区的人民被划为“南人”略有不同，四川人被划为“汉人”，高于南宋版图内其他地域的诸夏人民。

（元代四川壁画）

川人在元朝“高人一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四川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蒙古统治者为了稳住这块“喉衿之地”不得不收买人心。“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昔者汉高尝用之矣。汉高王巴、蜀，都南郑……而天下遂归于汉……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浚楼船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苻坚有图晋之心，则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先吞蜀，未可谓非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灭蜀，然后并江南，收交、广。……终宋之世，恒视蜀之安危为盛衰”。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居高临下，对于谋取江南占有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历来的兵略家们都把四川视为“喉衿之地”，认为首先占领巴蜀，然后顺流而下，就能高层建瓴，势如破竹地进撼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位居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便会不攻自破，唾手可得。蒙古统治者所坚持的灭宋谋国必先据蜀的战略，也正是照着这一模式形成。“蜀之山川最为险阻，所谓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鉴于四川攻、守皆利，蒙古统治者便对四川十分重视，也才将四川人置于诸夏之上，以示区别。

但是时间是医治创伤的最好良药，德性是构建未来的最佳资本。此后数百年四川人也一直在自主自为的生活中进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重生。巴蜀天府之国是人类生养繁衍的天生福地，，入主中原的根据地。灾难与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始终与这片土地如影随形。

附录倪瓒词一首：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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