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专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給我们什么启发？

前

言

“工业革命”是18世纪末开始到整个19世纪的一个社会大转型，从手工转到机械，使得人类社会整个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考方式都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渐传到欧洲、北美洲，以至于全世界。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教授（Robert Emerson Lucas, Jr.）的话说：“历史上第一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开始持续增长……类似的经济行为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2002年）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结合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从纺织业、炼铁业和炼煤业的机械化开始。然后随着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以及铁路、轮船运输的普遍，使得人类社会开始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除了原有的贵族和农庄主，社会上兴起了大批工业家和实业家这样一批中产阶级的新贵。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在英国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为工厂大量的设立，城市开始兴起。工作机会使得众多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人口开始迅速膨胀。由于城市缺乏基础设施造成许多问题。它给（被）人民所带来的悲惨命运，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曼彻斯特纺织厂的烟囱污染，1840

曼彻斯特是第一个工业城，被称作“棉花堡”（Cottonopolis）

不论是从狄更斯的小说（从1839的《尼古拉斯·尼克贝》到1855年的《艰难时世》），或是恩格斯的书《1844年英国劳工阶级状况》里，我们认识到一些骇人的现象（恩格斯这本书深深刺激了马克思）。

法国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本来是个幽默家。当看到伦敦的悲惨情形时他却忍不住了。1870年他做了一系列的木刻画来描绘他所看到的景象。

古斯塔夫·多雷木刻画《伦敦的街道》，1870

古斯塔夫·多雷的这幅木刻画《伦敦的街道》表达的是：

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生活得非常辛苦。他们农村的家不但家庭被拆散，在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在工厂的待遇都非常的恶劣，他们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面，许多人共用厕所，环境潮湿，没有地下排水设备，以致造成饮用水源污染，各种疾病流行。烧煤是当时主要的能源，于是空气中烟雾弥漫，环境污染严重，街道污秽不堪。

木刻画《收容所里晚上念》表达的是：

当时，肺结核是人类健康的最大的杀手。19世纪后期70%到90%欧洲与美国城市里的人都犯过肺结核，而城市工人有40%死于肺结核。在英国，因为矿场的污染，各种肺部疾病（包括黑肺）发病率很高。同时，又因为饮用水的污染，霍乱、伤寒、天花盛行。

古斯塔夫·多雷木刻画《收容所里晚上念》，1870左右

童工与女工就更为凄惨了。根据1788年的估计，全英国与苏格兰地区143个用水力操纵的棉花工厂里，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是童工。因为穷人多，成年工人又不够养家。于是，大批孩童被雇入矿场、工厂。童工工作时间与成人差不多，而薪水只有成人的10-20%，自然是工厂主与矿主争取的对象。他们宣传说，这是贴补家计的好机会，孩子既然没有学可上也就去上工了。

虽然使用童工并非从工业革命开始，但是这样大量集中的使用还是首创。年轻的童工可以从四岁开始。他们的工时很长，一般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有人从早上四点就进入矿场，要一直干到下午五点下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差，还有时受到鞭打。没有安全保障，死于矿难、打瞌睡被矿车碾毙等等都是常事。许多孩子得了肺癌，还不到25岁就丧命了。

在棉花厂工作“的捡破烂”的童工队伍，他们需要钻到机器下面检遗留物，这些童工往往被机器压伤、断肢、甚至有脑袋被切掉的。在火柴工厂做工的女童工因为受到磷污染，下颚中毒发出磷光并导致眼瞎和死亡。在陶器场做工的孩子容易受到有毒灰尘的污染。

此外，女工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她们也是廉价劳工的受害者，没有任何劳动保障。

当然劳动阶级这样的生活条件有时也引起了他们激烈的抗议。19世纪初有过所谓“卢德派”的反抗，反对机器代替人力。到了19世纪中叶，，争取基本民权。

19世纪初，虽然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但是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六十多年的统治正是“君主立宪”的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大国崛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没有任何宫廷丑闻，与她的祖先大不相同。但是，这个时代在历史上也是被看作是有普遍“假道学”作风的时代。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廿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除了大家口头上尊崇的“”，但这些体面人士所真正信奉的是“新”（偶像）。这个“新”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18世纪末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19世纪初的经济学！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成长而食物仅呈线性级数成长，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他不认为穷人有得到最小量食物的权利，所以要立法对付贫民的人口问题。他可以说是达尔文的先驱，也是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许多人认为他的“人口论”间接导致了1845-1852年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使得爱尔兰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一，将近一百万人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一个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的美好词汇，它是个绝望的系统。”

。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个“适者生存”的理念。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紧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一方面有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到1859年才出现）。在这个实质的“新”框架下，“虐待劳工”就被合理化了！劳动阶级的疾苦和“爱人如己”的教训这中间的矛盾就都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的能力有时令人吃惊！

基于人性，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虚假”和“伪善”的现象。但是，在经济挂帅的前提下，对这些没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整个生计都维系于对劳工的。就像克拉克所说：“普遍地伪善”是19世纪英国的标志。在“新”的庇护下，人们的是非观和道德感被扭曲了，他们的良心也不再让他们烦恼了。

这种虚假到了一种高度，使得信仰被形式化、僵化了，甚至于，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变成了讽刺性的字眼！

这种种悲惨的现象，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早年被“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召的那种狂热的举止如今也只剩下虚假和伪善的口号罢了。现代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作风与19世纪的英国非常相像。

不过，中、英这两个社会间还是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这两点帮助英国逐渐从污染和不公中走了出来。或许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做为我们的借鉴？

要改善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特别是道德议题，最有效的方式往往并非由上而下的法令和政策甚至不是机构由上而下的推展，更多是人们自发自动的努力，因为唯有自发自动才能激发人们内在的活力。那么，自发自动的动力从何而来？

19世纪的英国，尽管对很多人说已经形式化了，但绝大多数人每周都上教堂。英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从信仰所延伸的道德意识。这种发自信仰的力量感动人做出一些非凡、甚至舍己的事业。他们无私地关怀着社会，作为社会的良心逐渐地促进了社会的改善。

我想，威廉·威尔伯福斯废奴的努力大家都很熟悉，那就容让我举几个其它的例子吧。

她是英国“贵格会”的一员。“贵格会”是个很保守的宗派，反对战争注重社会关怀。19世纪初，年轻的她就开始改善女监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她并且赢得下议院的支持，修改法律，改善女犯的处境。不但如此，她也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建造收容所。此外，她还开办护士学校，其中还造就过南丁格尔。她的工作影响深远，连维多利亚女王都崇拜她。

伊丽莎白·弗雷

他是一位议员，也是一位大力支持犹太人的徒。在他的推动下，下议院在1833年，也就是英国通过彻底废奴的同年，通过了“工厂条款”，禁止9岁以下的孩童进入纺织工厂做工。9岁到13岁的孩子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但是因为监督人员不够，他还得继续努力改进。1842年，他领导通过“矿场条款”，禁止妇女与儿童进入矿坑。他还领导建立学校，教育穷苦人的孩子。

乔治·慕勒是英国“弟兄会”的领袖之一。他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仰望上帝，靠着捐款所设立的孤儿院前后收养并教育了超过一万人。他并开办了117所学校，教育了超过12万个儿童。

经济固然重要，但是每个社会都需要有超越经济考量，超越个人功利的核心精神价值以维系道德赋予社会人生更高的理想。19世纪的英国，虽然弱肉强食、贪婪盛行，虽然开始形式化、伪善成风，但深植人心的和道德力量却是不可忽视的。和道德力量推动了社会的改革。

可是，当年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还有另外一点不同。

，他们有独立的议会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英国的上议院不是民选，都是由世袭的贵族和非世袭的神职人员组成。但是英国的下议院却是民选，而其所拥有的权利超越上议院。英国的首相就是从下议院推举出来的。

这种独立的议会功能和司法功能虽然并不完善，议员们为了私利有许多争吵，效率也不是很高，它却提供了一个正式的管道让人民的疾苦可以上达，让改革可以逐渐实现。到了19世纪的末期，英国社会的正义、制度上的公平与公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道主义”不是“人本主义”（humanism）。《维基》上解释，它是重视人类价值—特别是关心人的生命以及基本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关注人的幸福、强调人类之间的互助、关爱，与重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

克拉克在《文明》一书中说：如果你在19世纪末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人类行为最可贵的是什么价值？五个中有四个人会告诉你是“仁慈”。这种“人道主义”的观念是19世纪初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价值。如果你去问19世纪初德国的黑格尔，他可能会告诉你“仁慈”是软弱的表现，它纵容人懒散，在精神上远次于残酷与暴力。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问13世纪的圣法兰西斯，人类行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贞洁、顺服、贫穷”。如果我们去问但丁和米开朗基罗同样的问题，他们或许会告诉你：“鄙弃卑鄙的行为与社会的不公”。如果我们去问19世纪末的尼采，他会告诉你，“仁慈”就是奴隶道德是应该唾弃的。这或许表示，“人道主义”的观念到19世纪末期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它却让尼采厌烦！

“人道主义”是因着修补工业革命的创伤，修补“伪道德”的危害，是人类多年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最灿烂的新观念之一。要改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需要各种和信仰团体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的团体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那么，“仁慈”，以及它后面的“人道主义”，或许就是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核心价值罢？

然而在中国，“仁慈”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的词汇里面。大家热火朝天地进行“黑猫、白猫”之争（经济挂帅）； “和谐”之争，为了和谐不顾一切代价；甚至“霸权”之争。我们开始作兴尊孔。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孔孟思想是非常“人道主义”的，“仁”这个字是孔、孟两位夫子最常挂在嘴上的。我们是“礼失而求诸野”了吗？尊孔而不强调“人道主义”，令人费解。

恩格斯那本德文版的《1844年英国劳工阶级状况》，一直到1885年才被一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在1892年版的新序里，恩格斯诚恳地写着：“作者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才24岁。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年轻气盛，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接着，他承认现在的英国已经与当初大不相同了。不过他说书中所描写的现象还是值得注意，因为它正在欧洲和美国上演着。他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十分可爱。

他当然不知道类似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热烈地上演着，包括环境污染、雾霾和社会不公。唯一不同的是，在今天这个有效率的科技时代，一切都加快速度地进行着。况且压榨者还不仅是工厂主和矿场主。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持久的力量来自民间，来自人们心灵最深处的信仰和普遍的渴望，那是文明的重建，也是良心的重建，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望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