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Catherine Elgin（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向蓓莉老师上节课讲了几个她的故事：她在湖北武汉的时候，经常会在路边帮助迷路的老人回家。详细的过程我就不赘述了。，，主要是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奶奶也像这些老人一样在路上走丢了，希望也有人能像自己一样把奶奶送回家。老师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同学们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觉得这太矫情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或者更直接一点地说，是中文系与教育学的区别。我自己的感受是中文系教给人的是感性，相比之下，教育学有点偏重理性。《公民教育》也快要结课了，在上这个课的过程中，听两位老师讲课，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呢？

如果笼统地说好人或者坏人，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人都是多面的（multifaced）,哈佛大学的Elgin教授在他的《Education Reform:Confucius,Dewey,and Beyond》演讲稿中，谈到儒家民主的部分，有这样的论述：

“People are multifaced.They are workers,citizens,family members,friends,neighbors,lovers of philosophy and the arts,of nature and of sports,and so on.”[1]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角色中，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应该要做的呢？下面将以三个人为例来进行阐述。

陆蠡（1908-1942）

以前看的演讲《什么是教育》，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经常批评中国，那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我不知道爱国主义现在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怎样界定的，庆幸的是这里一向没有欧洲和中东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关于爱国，一直以来比较敬佩的一个人就是陆蠡。关于陆蠡，不管文学史上面还是史学著作上面都介绍的很少，只能把现有的能够找到的资料罗列出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诗人散文群’里，还有两位独具风采的青年散文作家，他们是丽尼和陆蠡。”“陆蠡（1908-1942），浙江天台县人，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散文创作，后因从事抗日爱国的进步文化活动被捕入狱，并惨遭杀害。”[2]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陆蠡生于1908年，1942年去世，具体的时间没有人知道。1935年，吴朗西等人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伍铲、丽尼、陆蠡都做了许多工作。八月，巴金从日本留学归国，接受邀请，担任了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与丽尼、陆蠡等是非常好的朋友。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中国，很快南下，11月，占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所有人都撤离，巴金、丽尼去往重庆，只有陆蠡一个人自告奋勇要留守出版社。因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经常出版进步书刊（叶紫的《星》、鲁迅的《故事新编》、萧红的《商市街》……都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查封那天，陆蠡本来是在家的，但是当他知道了这件事后，却一个人跑到日本宪兵队，质问日本人为什么查封他的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巴金回到上海，另有一件使他难过的事情，就是陆蠡仍然影踪全无。陆蠡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唯一留守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他在这个困难时期仍然编印了不少好书，包括他一手创办的《少年读物》。但是这个刊物后来被日寇通过法租界巡捕房封闭，罪名是宣传抗日。一九四二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搜查，陆蠡挺身而出，到巡捕房交涉，反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真实情况应该是陆蠡直接去到日本宪兵队）。”据同狱人说，在审讯时，陆蠡面对日寇，。他对难友说：‘我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3]

陆蠡到底是怎么死的，始终是一个谜。但是他的殉难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他是一个其貌不扬、平凡简朴的人，做事却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他的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和他的翻译名作《罗亭》、《烟》、《葛莱齐拉》，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因为致力于出版工作而少于写作，他也很安心，他不求闻达与名利。他入狱时结婚才一个半月，却义无反顾地去面对敌人和死亡。

每次读到陆蠡的故事都无比感慨，心情有点像太史公所说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家的公民对自己的国家都是复杂而深沉的。国家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标签”吗？如果国家真的再一次遭受侵略，是否每个人都还有勇气像陆蠡这样慷慨正义地站出来，去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我不知道。很多学者都会批评中国的许多问题，、社会、。其实不仅仅在我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胜利不久，托克维尔就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他不爱法国，我想恰恰是因为他太爱法兰西共和国，他对它的爱丝毫不逊色于他人，甚至更胜一筹。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大规模的侵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了，更何况是日渐强大的中国，我们也很难会经历陆蠡那样的遭遇。那么爱国就不存在了吗？爱国恰恰以另一种微不足道的——我们难以捕捉的方式存在着。那就是：爱国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沦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它更加深深根植在人民对它的希望中。那今天国家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如何在个体意识下去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同路人。同时也不能忽略它的优点。因为只有国家获得进步的时候，个体才能够具有获得进步的环境和安全感。所以，陆蠡无论在哪个层面——国家尊严和国家进步上面，都是值得今天的人学习的，他的勇气更是值得纪念和钦佩的。

鲁迅（1881-1936）

以前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和子凌老师谈起鲁迅先生，老师使用了三个词、六个字形容：复杂、厚道、深刻，用来形容鲁迅先生再也合适不过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今天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深刻和复杂就不阐述了，主要讨论他的厚道。该从哪里讲起呢？就从他的弟弟——周作人讲起吧。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经常给他的弟弟寄一些进步书刊。鲁迅与朱安婚后不久，就又回到日本去了，很快周作人也到了日本留学，他们一起创办杂志。1909年3月18日，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还要上学，鲁迅就把自己赚的钱很大一部分补贴给周作人。后来他们都到了北京后，鲁迅购得西直门八道湾胡同的一处大宅子，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家事全部由羽太信子掌管，鲁迅从不过问。周作人生病，鲁迅特意在香山租房子，给周作人养病。然而，就是这样手足情深的两兄弟，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绝交书”。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下了他与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那是他已经搬离八道湾胡同）：“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笔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羽太重久，羽太信子之弟，笔者注）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4]但是此后在文坛上面，即使当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在一起之后，周作人在报刊上面攻击鲁迅，鲁迅也始终没有讲过周作人一句不利的话，直至他去世。

他对于文坛上面晚辈们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伟森都接受过他的帮助，他们牺牲后，。萧红、萧军在青岛生活的时候，穷困潦倒，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得已给当时素未谋面的鲁迅先生去信，寻求帮助，同时寄去了自己的写作手稿，先生立马寄了三十元大洋慷慨解囊，而且帮助他们把手稿出版，这就是后来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等他们到达上海，鲁迅先生更是将萧红当作女儿来看待。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记录了鲁迅先生对她穿衣品格的评论，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穿衣的评价。鲁迅先生加入“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想要为中国，或者说为人民做一些事情的。当然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也都是“左联”的成员，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中他们与鲁迅的矛盾是很大的，但是鲁迅先生没有因为这个组织里有和他意见分歧的人，就避之不及，不仅同意加入“左联”，还为“左联”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开玩笑说，在今天随便拿出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抹去他的名字，像是在写今天的文章。然而先生不仅仅能够写出如此有生命力的文章，而且他的做人更加让人佩服。因此1936年当他去世的时候，胡风、巴金……都写了纪念文章，拜谒的情形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鲁迅的母亲鲁瑞老太太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鲁迅到上海以后每个月定期会买书邮寄到北京。在明白了“世人的真面目”后，还选择相信别人并保留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鲁迅先生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面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想与他的为人不无关系。

张爱玲（1920-1995）

若是谈起最喜爱的作家或者说是女作家，恐怕大多数人（起码是大多数女生）的答案会是张爱玲。许多人常常关注的是她的作品，毫无疑问张爱玲的作品，尤其是她小说的生命力是经久不衰的。但是许多人却总是忽略掉她的为人，或者说她本身的“真面目”。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家世显赫，祖父是晚清著名朝廷重臣张佩纶，祖母是晚清大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廷重，母亲黄逸梵，然而后来父亲吸大烟，母亲出国留学 ，不久后父母离婚，在那时候可以看作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不久后父亲另娶后母孙用蕃（与陆小曼是至交，在当时并称为“芙蓉仙子”），而她与张爱玲感情淡薄。有一次因为后母的事情，父亲打了张爱玲，还把她软禁起来。张爱玲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虽然生活上面不愁吃穿，然而她的心灵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打击。她变得孤傲、寡言，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唯一喜爱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唯有读书让她觉得快乐，唯一的好友只有炎樱。后来回到上海，开始写作，遇到胡兰成，伤了她一生的心。大陆解放，不得已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达美国，嫁给赖雅，过着清苦贫寒的日子，一直到她去世。离群索居，就连一直照顾她的林式同都是在十年间只见过她两次。她去世十多天后才被人发现，按照她自己的遗嘱，她的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张爱玲，怎么说呢，或者该如何评论她呢？每每读她的作品，都想要流泪。很多学者，尤其是很多男权主义至上的评论家，甚至包括在30、40年代时候的某些左翼作家，一直对张爱玲持有批判态度，认为她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不去写关于战争、关于爱国抵制敌人的作品，而是追求自己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可是事实是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倾城之恋》里描写了香港的战争；《易经》中描绘了香港战争的场景……这些都是张爱玲对战争的理解。而她对人性的刻画，甚至比鲁迅还要深刻，那种深刻是直到现在也依然存在着的。

但是更多地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她的真实。作品真实、书里的人物真实，她整个人也是真实的。因为她的朋友很少，家人关系不和睦，所以下面就拿张爱玲的爱情做例子阐述吧。她遇到胡兰成的时候24岁，胡兰成38岁，那时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滩有名的作家。一向孤傲、冷漠的她，第一次就让胡兰成吃了闭门羹，胡兰成那个时候可是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次长啊！后来姑姑（此时张爱玲与姑姑居住在一起）因为碍于胡兰成的身份劝解她，她才勉强答应见了胡兰成一面。次日，张爱玲回访。就是这样两次的见面，给她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她的小说《留情》里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话：“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踏着落花样的落叶一路行来，敦凤想着，经过邮局对面，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5]一向与世隔绝的她，终把自己的真心献上，不在乎身份、地位、名利……她爱的就是眼前那个人，“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她的那句流传深广的话更是代表了她的真实：“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爱憎分明，这就是张爱玲。我们现在却变得软弱，不敢爱，不敢恨，以至于不敢讲真话。止庵老师说“张爱玲不是一个说好话的作家，不是一个说谎话的作家，她是一个说真话的作家”。每个人都可以在张爱玲的笔下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对号入座，我们可能是“曹七巧”、“佟振保”、“米晶尧”或是“淳于敦凤”……小心翼翼地生活又怕别人看穿，讲着言不由衷的话，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可是读张爱玲的书，会发现她是如此真实地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人、事，连她整个人也是真实的。苏青在很在之前就写过一本书《一个真实的张爱玲》。在把人性看穿之后，慢慢地揭穿并用行动表现出来，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这是我所思考的一个人，或者是公民应该具有的品质，也可以称之为特点，就是爱国、厚道和真实，我们日常所谈论的宽容、善良、智慧、坚强……应该都可以囊括到这几个维度中来。如果一个公民不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公知分子。如果一个公民自己做人不厚道，没有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他是不合格的。如果一个公民没有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那么社会或者说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反思乃至于进步的。以陆蠡、鲁迅和张爱玲为例进行阐述，除了对他们太过熟悉，还有是认为他们的身上真的体现出作为一名公民，尤其是一名中国公民应该具有的得行和品质，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作者简介：贾玉玲，北师大教师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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