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斐 | 《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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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1-04 12: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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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通常情况下,我很少愿意写《后记》之类的文字,总觉得有点矫情。但对于本书,还是有几个事情必须交代一下。


一是为什么写这个题目?最直接的理由是我是江苏东台人。记得小时候某次去东台县城,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过了鼓楼,在老大街上看见青砖青瓦的戈公振故居,于是就记住了戈公振这个名字。或许也是这样的缘故,我高考时填报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其后虽然读了法学的博士,还是回归到新闻学的教学岗位上。既是新闻学的后辈,又是东台的同乡,存在着对新闻史的共同兴趣,这种种联系,仿佛一种天然的使命要求我要将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继续下去。


二是怎么写这个题目?学界对戈公振的研究,前后断断续续,未成系统。我是2005年读研时萌生出写作此书的念头的。后来读博,找到苏报案这样一个新闻学与法学的交叉题目,一直做到现在,戈公振的研究也就一直搁置下来。幸运的是,2006年后学界每年都有最新关于戈公振的研究成果出现,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供了多元的研究维度,加上这些年持之以恒对史料的收集,都为系统完成《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夯实了基础。



戈公振(1890—1935)


老实说,本书的写作一直处于写写停停的状态,期间琐碎的事情太多,很多时候并不能静下心来,甚至有时候东奔西走,累得不愿意再翻阅那些竖排版的繁体字。2013年,在翻阅到《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剖析》时,我突然发现这篇2008年的旧作竟然把“黄远生”写成了“黄天鹏”。另一篇旧作《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研究》则把1929年时任私立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长,真是无地自容。想想戈公振先生,一辈子兢兢业业,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着校正《中国报学史》的错漏。于是决定,还是把这个一直以来的研究情结认认真真地完成。


写作过程中,除了埋头写作,我得到了许多前辈、同乡与同仁的关心指导,他们是周勇教授、赵中颉教授、周巍峙先生、周七月先生、梅俊先生、朱兆龙先生、程可石先生、王志昆研究员、袁佳红研究员……说句老实话,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当然,必须感谢的还有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女儿蔡若以小朋友。她的降临与成长,让我也不断成熟与进步。这本书,就算爸爸送给你两周岁的礼物吧。


从全书来看,我对戈公振各个维度的新闻思想作了或详或略地探讨,这确实是学力所限。有些领域确实是我不熟悉的,不敢多写。还有些部分,更多是梳理学界现有的评价或阐释,个人的研判结论不是很多。这不是偷懒,只是想更多地展示戈公振原本的论述,以及中国新闻学界的理解。有些方面,如“戈公振传播思想研究”,学界已有成熟的论述,此处更无须赘述。我能做的,仅仅是一些归纳和总结,还未能做到提升的程度。或许若干年后,我会在戈公振新闻思想的研究领域做得更好一些。


可以啰嗦一句,全书不厌其烦地在附录中整理了戈公振《报纸与电信》、《影戏和新闻事业》、《国际宣传之重要》等18篇文章,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不易读到的文字,来完整勾勒戈公振新闻思想的各个面向,而不是局限在对《中国报学史》一书的了解上。当然,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有多少人,哪怕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能够好好读一下《中国报学史》呢?


做历史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有兴趣,那就比什么都快乐。2014年,我进入西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了历史学阶段的再学习,也坚定了我将历史学作为终生兴趣的决心。无数次,我阅读着戈公振先生的文字与演讲,似乎就在和他对话。可惜由于历史久远,公振先生的很多见解,我未能透彻领会,更不能流畅表达,这也成为写作本书的最大遗憾。


要说的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蔡斐

2016年2月18日于山城重庆



书已出版

9月中下旬上架

一般人应该兴趣不大

加上我也没有多余的书

就不赠送大家了

等我的第一部小说再回馈大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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