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WOMEN】“侦探女王”——·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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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多产骑士小说家厌烦了惯常的套路，想写一部"反类型"的《堂吉诃德》，"反类型"之作，坚实、出格、智识浓度极高。

       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波洛，为了惩罚自己犯下的谋杀之罪，故意丢开了药物，在沉睡中死去。一代名侦探，死于半的行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所不知的侦探变成了一个怀疑派，如无助的孩童，三番四次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切确定的东西，仿佛都不确定了。

       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平平常常的世界，常常是不那么确定的，是要无时无刻去怀疑的。

        波洛似乎可以洞穿一切，但面对爱，也只能将之视为人世最大谜题。

       爱欲，在克里斯蒂世界里，是极端触目的，是罪案网络中的一种独特的凸出物，怎么也绕不过。她的小说中多的是怨侣：好女人爱上了坏男人，总觉得无好结果；已婚的人有了出轨的欲望，一桩谋杀或许会将"阻碍"排除；两人默默爱着，却无法互通款曲，因之，粗声叱詈取代了甜言蜜语……

       关于难以捉摸的爱欲，古往今来，不少文豪穷其一生反复拆解。克里斯蒂也是一样，作品《遗产风波》就是如此。

       博尔赫斯说："在蹩脚的侦探小说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质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好小说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

       侦探小说中的邪恶之气，若出了虚构小说的框架之外，就如同纸上的王国，不太靠得住。可我们得说，克里斯蒂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所描述的那种邪恶不是蹈虚的——孜孜矻矻于描摹的日常性邪恶。我们说的哲思，也是建立在这日常性邪恶之上的。何谓日常性邪恶？克里斯蒂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人都有谋杀的欲望。如同《阳光下的罪恶》中的阿琳娜，固然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更多的是发挥了一种希区柯克意义上的"麦格芬"作用：她本身是空泛的，围绕着她，却形成了一张罪恶网络。所谓邪恶，永远不会只凝聚在一个特殊的点上，而是弥散在广阔的日常的空间内。

       分类、整理、归纳、简化是波洛、马普尔小姐探案化腐朽为神奇的朴素内核，是他们的方法论。

       现实生活中的克里斯蒂也一样擅长"类型学"，这样的例子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幼稚的漂亮男人，常常不是凶手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坏蛋，被一些坚毅、独立、但不爱守旧男人的现代女性掌控；强势、有时令人讨厌、有时显得可笑的古板女人，通常为女秘书一类，比较容易爱上老板；互以为对方有罪然而都无罪，却因为给对方遮掩而显得有罪的恋人，这样的恋人都不喜欢向对方表白……

       克里斯蒂笔下两大侦探波洛先生和马普尔小姐都表示，破案无需找什么脚印、烧剩的纸片一类劳什子，和人聊聊天就行了。毕竟要肥胖的波洛先生和年老的马普尔小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证据真是太凶残了。穿梭于纷乱交错如乱麻的话语场，找出问题的症结，才是他们的胜场。

       每一部克里斯蒂的小说，早在一开场就在铺设属于她的话语场了。比如《死亡约会》、《阳光下的罪恶》、《帷幕》开头分别关于控制狂、邪恶、安乐死等的讨论。不同的人，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唇枪舌剑，火花四射，看上去像是组织一场并不艰涩的哲学研讨，而非构架通俗侦探小说了。读克里斯蒂的小说是不惮于被剧透的。知道凶手后再读一本没读过的或重读的小说更有趣味，这一切，靠的都是克里斯蒂架构的话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