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专文：“热心公益”是怎么练出来的？-重庆钢铁护栏交流组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的慈善家完成愿望

“我有一个终生奉行的想法，那就是，你应当使用你的财富来帮助人”-查克·费尼

今（2017）年1月5日，，美国的富豪查克·费尼（Charles F. Feeney）终于在去年底完成了愿望。81岁时，他决定用5年的时间陆续地把所剩下80亿美元财产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到去年底，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费尼一生节省、低调，往往匿名捐献，为善不欲人知，虽然最终还是被记者发现了。当媒体追问他为什么要把财富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简直匪夷所思：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这一生中，费尼持续地、不断地热心于慈善事业。他自谦为“衣衫褴褛的慈善家”。现在，他们夫妇只剩下些零花钱，在旧金山租了一间小公寓居住。

“好名”可能是人类的通病，特别是中国人。可是，纵使是为着名声去做些善事，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如果专门为沽名钓誉而做善事，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我不知道“中国首善”陈光标是否为沽名钓誉而做善事，但他经常在媒体上成为反面教材。

中国社会应当鼓励，并培养一个乐善好施的文化，这是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本”。还记得2010年的“巴比慈善晚宴”（巴菲特和比尔盖兹），当年被邀请的中国富豪们大多不敢赴会，因为不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捐出来。

不过，这个情形似乎逐渐改善。根据去（2016）年12月8日网易的报道，华人中捐款超过100亿人民币的有四位，其中包括大陆的马云和马化腾，这是极为可喜的。

中国人本来不乏乐善好施的乡绅。解放前，私人设立“粥厂”救济饥民的事迹时有所闻。清代与民初的“会馆”，以接济同乡的作风也很普遍。近年汶山大地震之后，企业界与各种私人团体的踊跃救灾，让人体认，中国富同情心的人数还是很多。很可惜地，自1949年以来，因为政策的因素，私人有组织的慈善与公益活动在中国几乎停止。

当过11年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多次呼吁：“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这位有多次扶贫救灾的工作经历的老人今年已经88岁了。他很可能是国内最有资格对公益和扶贫发言的人。他1995年发起成立了解放后中国第一家民间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

崔乃夫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基本上没有一个回馈社会、反哺社会的意识。何况现代公益事业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乃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的民间社会救济行为。

崔乃夫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慈善事业或者现代公益事业是从近代开始的。外国传道士进入中国，才把慈善带到中国。如医院、学校、教堂、育婴堂。”（刘佑平：《成熟的公益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2004年人民网）

崔乃夫感叹说，中国公益事业有两大硬伤，一是“官办”，一是“动机”。世界各国的慈善和公益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民办的NGO，但是中国现在的公益性组织90%是官办的。当然，如果法律不明，或是执法不力，任何公益机构都可能出现弊端。然而，官办公益机构更容易监守自盗、产生腐败，而且效率低。这并非是中国特色，而是人性使然。

我清楚记得里根总统一句幽默而智慧的话：“在英语世界里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政府派来帮助你们的。”（Th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 a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 am here to help.）。缺乏民间的慈善与公益机构，是中国公益事业不能健全发展的一大硬伤。

其次，“公益动机论”是第二个硬伤。崔乃夫认为，中国人从事公益事业有一个误区，“我们老是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当别人捐赠钱财，或者来做义工、做志愿者时，我们就本能地怀疑，老要问人家有什么目的？这样很不好。”

况且，呼吁捐赠的一方频频弄假，就是有心人也生怕上当。最近发生的罗尔事件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些都是阻碍国人踊跃捐助的主要原因。

崔乃夫的批评突出了几个严肃的问题，一个是缺乏法律建设，对民间非营利组织（NGO）的保护、鼓励和监察。一个是缺乏服务桑梓、诚信待人的文化风气，不能培养出更多有热诚的傻子或不爱钱如命的君子。前者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是，后者却值得思考。

英语中两个字表达“慈善”和“公益”。“Philanthropy”这个字源自古希腊，由两个希腊字组成，意思是“热爱人类”。它最早以形容词出现，描述普罗米修斯为了热爱人类，把火偷到人间。另外，“Charity”这个字源出，意思是爱心、慈善捐款。不过，这两个字今天一般交换使用，它们通常指民间团体或个人的慈善捐款，或捐给非盈利性质的公益用途。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840年出版《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册中写道：“我曾看到美国人为了共同的福祉做出极大、极真诚的牺牲。而且，我至少有一百次看到，只要有必要，他们几乎都会忠实地彼此支持。”他体认，由于新教信仰的缘故，美国人远比欧洲大陆要慷慨，要热心公益。

从历史渊源来看，美国在这方面也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强调“美德”（virtue），以及英国基督徒推行社会公义与公益的影响。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白手起家的富豪都主动、乐意地把财产捐赠为公益，包括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等富可敌国的巨富。

托克维尔从美国之行意识到，一个国家要伟大，它必须有“好公民”的积极参与。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吧？私人的乐善好施，以及民间自动自发的非盈利性公益机构所发挥的功能，对提升公民道德，以及促进社会的健康成长有着关键性的贡献。

我们知道，的信仰一向非常重视对弱势族群的照顾，在《旧约》里头，有四类弱势族群的福祉经常被提出来，这四类人就是：孤儿、寡妇、移民（寄居）和穷人。孤儿、寡妇和贫穷人的需要也是初期教会（一世纪）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因为在里面，“慈善”与“正义”用的是同一个字（请参考：提姆·凯勒，《慷慨的正义：上帝的恩典如何使我们公正》，2010年）。凯勒说：“帮助穷人的动力是根源于经历上帝的恩惠而来”。并且，许多慈善捐款是匿名的，因为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在他们2010年得奖的巨著《美国的恩惠：宗教如何分裂与联合我们》里，两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哈佛大学）与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圣母大学）的研究发现，“宗教性”与“慈善行为”这两者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但对教会乐捐，更捐助一般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由于传统宗教的潜移默化，今天，，热心公益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一种文化特质，不论有无宗教信仰。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巴菲特、比尔盖兹，以及查克·费尼，他们虽然有家庭的宗教背景，但是本身并没有宗教信仰。当从事公益与救助弱势成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这种文化风气才真正是“金不换”的！

不但如此，今天以巴菲特和比尔盖兹为代表的这批新的慈善家比前人更进了一步。他们不仅是从自己的财富中抽出一部分来从事社会公益，以购买良心的平安。他们把绝大多数的财富投入公益，并且，不仅是消极捐钱，他们自己更是积极参与公益，把钱用在刀口上。例如，比尔盖兹在广泛推行接种小儿麻痹疫苗的计划（结果工作人员被神学士组织谋杀，宣称这是人的阴谋）。

这批富豪甚至并不认为把大部分产业传给子孙，去制造“富二代”是个好主意。巴菲特用嘲讽的口吻称“富二代”为：“幸运精子俱乐部的成员”。他认为孩子应当凭借自身的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

巴菲特能够把钱看得开，因为他了解，他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沾了经济体系“游戏规则”的光。2010年时，他在写给《财富杂志》网站的信里说：

“我因为生活在市场机制里而走运。这个市场机制虽然一般来说运转良好，但有时也会产生扭曲的结果。…在我所工作的经济体系里，对那些在战场上拯救他人生命的人，它用一颗奖章来报答他们；对那些伟大、认真的老师，它用家长的感谢信来报答他们；然而对那些能够看得出股价失衡的人，它用大量的金钱来报答他们，有时达到数十、百亿之谱。总之，命运的摆布是无常的，它并不一定公平。”

显然地，巴菲特不认为人的尊严、价值和内涵是由财富来决定的。他没有“土豪”心态！不但如此，他一向认为，美国富人所缴的所得税太少，很不公平。他说，他的所得税率比他的女秘书还低！鉴诸美国近年来中产阶级缩小，贫富差距益烈的现状，他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有多少富人能够有这样的胸襟？他2006年宣布，把自己99%的财产分20年，以每年5%的方式捐给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这种“软实力”是无法用政令达到的。

盖兹夫妇与巴菲特并非特殊的例子。美国今天的新贵，不论是脸书的扎克伯格夫妇、苹果的库克、甲骨文的埃里森、纽约大款布隆伯格、特斯拉汽车公司的马斯克，等等，美国已经有139个富豪参加了盖兹与巴菲特发起的“慈善诺言”，愿意拿出财产一半以上作为慈善和公益基金。目前诺言保证的总数已经达到了7320亿美元！

做慈善不能单靠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做事，肯定会有衙门风气，浪费、没有效率、腐败、滥用，中外皆然。，而是与人性有关。自发自动的效果，总是远远大于政府机构的推动。这种力量，以及所能激活的创造力，正是最珍贵的“社会资本”。美国之所以强大，与这个“社会资本”息息相关。

然而，慈善、慈爱、公益、公义，它们并不仅仅是个观念或文化风气而已，它们与我们个人日常的抉择和价值观习习相关。当我们尝试与财富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更远、更深、更知道轻重。

说：“这些事（善行）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最卑微）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原来在的观念中，没有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信念”是关怀他人的出发点，是我们助人、热心公益的原动力。

改变文化环境如果要从自己开始，那么，又要如何先去改变我们的“信念”呢？这就回到了“核心价值”的问题。可是，“核心价值”无法建立在真空的精神领域，或是虚假的口号上，它是民间自发自动服务桑梓的积累和价值沉淀。如何去鼓励这种民间的力量？宗教信仰就是这种“社会资本”中重要的一环！这应当是我们要集体扪心自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