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是否还有人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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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0 14:56:27
我的亲戚多半是农民，他们的“80后”儿女，绝大部分不会农活，宁肯到城里打工也不回家种地。以前的排名是“士农工商”；现在，商在最前面农在最后面。上世纪50年代前后，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改革，特别是最后一项，经过台湾当局强制与赎买的“大棒加胡萝卜”方式，于1959年将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所有农户比例提升到80％以上。地主和佃农的比例不断降低，乃至消亡。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土改，为台湾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进行二次土改，实现规模化经营。最后一次从90年代开始，主旨改善农业政策与农地经营管理。所以有人把三次“土改”概括为“农地农有、农地农用和地尽其用”。影响最大者是第一次“土改”。一般指的就是第一次“农地农有”。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台湾，“绝不卖祖产”是农民的主流价值观。《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主要讲第三次“土改”后的农民、农村、农会与农民自身经营的公司的现状。 传统台湾农业基层结构，以农政单位‘农委会’、技术单位‘农业改良场’，及农民团体农会交叉支撑，多渠道多角度服务农民。”2011年起，“农委会”推出“新农民计划”，主要面向年轻农民，以期解决农民老龄化问题。连同农业策略一块儿向农民倾斜。但这也无法避免矛盾。稻农王连华就对粮食收购政策大倒苦水。“休耕”与“休耕地活化”政策亦遭到很多抨击。，“我很难看到穿西装的，跟农友讲话会通。”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插曲并不能抹杀台湾农业改革的历史贡献。台湾农会的龙头老大，也是半官方组织：“农复会”。蒋梦麟在台湾戮力农村建设，改良农复会及其下属农会。按蒋梦麟的说法，农复会的工作主要有三大块：公平解决分配问题，科技种田与农民教育。“农复会”每年能拿到大概三千多万美元的资金（美国援台资金），在台湾农业史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它也有机构庞大，人事关系复杂，官僚习气颇重，。所以农民逐渐开始自己组织农会了。台湾农民耕耘、贩卖、组织自己的农会与公司，我觉得作为大陆读者，最感兴趣的应该是台湾农会社团。实际上，大陆每年来台湾访问、学习他们农民民间组织的人也很多。并且在大陆类似的民间组织亦很多，只不过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它们的周边地区。例如北上广深的“农夫市集”，每个市集年交易额上百万上千万，但与农贸市场果蔬公司相比，判若云泥。台湾农业操作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台湾农民组织是自发性质，由下而上，，能够与当局抗衡，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并且当局是支持农民组织的，虽然两者之间摩擦不断，但也限于实操方式而非根本原则。数量极多的农民组织之间互通有无，联系紧密。最要紧的是台湾农民的学习精神很足。例如东势地区果农张榕生在本土横山梨上嫁接日本梨穗，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种，新社的果农很快就学会了。台湾还有农民大学、产销班，那里不但能学习农业技术，而且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穿着印有“新社农会”字样的T恤的刘胜雄就是一个“农事研究班”班长，始终坚持有机生产。他去大陆旅游，都会把大陆的种子带回来与大家分享。78岁的刘陈昭亭，完全可以靠退休金颐养天年，但她仍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用传统方式种植果蔬，乐此不疲。这些不是个例，台湾农民之间的交流、学习、共享已成为习惯，在他们身上，那种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重新焕发出来了。大陆也有凤毛麟角回家务农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在大城市里打拼的经验。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务农，而是说服家人和亲戚同意他这么做，例如《碧山08永续农耕》里的四川80后大学生唐亮。他在重庆、北京工作几年后回家务农，首先面对的就是“各种议论、非议，，作为一个大学生，回家种地就是不对，这似乎成了大家的共识。”这个差异，是社会、文化、经济以及价值观不对等造成的。放大到农民组织上也同样适用。如果放眼到欧美国家，差异就更大了。电影《星际穿越》里，宇航员库珀对从小就想当农民种玉米的儿子非常赞赏，非常支持。我相信在当前的中国，就算在农村，也难找到这样的父亲——如果一个社会对某一种职业抱有歧视、看不起的眼光，那么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便没有信心，没有尊严，也就吸引不了年轻人，这个职业也就失去了“永续”。从根本意义上说，改变农村观念就是改变我们的社会观念。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需要我们，尤其是年轻人，一步步来。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碧山08永续农耕》《碧山09米》表明，在大陆民间组织里，农民居于被动地位，组织者和领导者来自城市吃货，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说穿了，就是他们不信任食物生产加工与销售渠道，一切眼见为实，一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逐步形成“消费者——志愿者——工作人员”的自然模式，参与果蔬粮食产销过程，并不“躬耕南阳”。例如柳州爱农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等等。这些小团体、小组织，没有任何历史积淀，很大程度依赖个人之间的信任，靠口碑与网络形成产销系统，其数量规模、影响力都无法望台湾农会社团之项背。就实质而言，。但由于它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在农民基础、资本、结社文化、法律地位、政策支持等诸多方面的缺失，特别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而显得脆弱。 北上广深贵阳西安等地均有类似的农夫市集，大多由消费者或NGO牵头组织，同行间也形成松散的网络，开展交流合作，一个服务全国生态小农和普通消费者的网络正在形成。”食品安全是全球性问题，关于有机食品的争论也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不使用化肥农药而生产出来的食品总是令人放心的。让人无法放心的是，全球有机农业面积少得可怜。据最新的网络资料，截止2012年，台湾有机农业面积占全耕地的0.7％，而大陆仅为0.06％。《碧山08永续农耕》里的《中国CSA农场地图》（CSA：社区支持农业英文缩写，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农场皆采用有机生产方式）表明，大陆有机农场数量少且分布极不平衡，几乎全在发达省市。四川“80后”大学生唐亮回家乡务农，他在台湾的同龄人赖青松放弃在台北的工作，回乡下种稻米。而在法国，羊先生夫妇与其他国家的6户人家经营一个有机农场……如今，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些人在默默行动。虽然人数稀少，却透出了一缕个体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阳光，重新定义了我们餐桌上的食品。耕耘土地在人类历史从未停止，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人与土地、环境、自然的关系也从未如此纠缠不清。自从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到今天环境保护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包括农业用地在内的环境恶化仍不容乐观。例如，上个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这三本书展示了“永续”生活的美好与面对的严峻困难。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此种“新乡村主义”能够影响城市，从而发展出一种“新城市主义”的生活方式。“永续”也好，“可持续”也罢，不仅是一种理念，也不仅限于农业生产，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在全球急剧城市化的今天，它充满了天方夜谭式的新奇、无政府主义的天真和度假般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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