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温铁军：我们需要给它一部史记

图为平民教育之父、乡村建设先行者晏阳初

大凡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在他关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中更多留存的是被写入教科书的激进发展主义主流历史。其实，和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过程相关、因而需要后人了解的，是没有被写入主流历史教科书中的普通人参与的、渐进改良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变迁。在这个大众广泛参与的、多样化的渐进改良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起于1904年的乡村建设

身为后世子孙应该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大众历史对于主流的相对性：无论外部环境条件如何变化造成内部激进对抗，无论上层建筑发生如何巨大变化，，人们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及其多元文化表达始终是在不断调整之中延续着的。对这种普通人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自主调整、自我改善及其自觉叙事，我们将之称为渐进改良。

在这个大众广泛参与的、多样化的渐进改良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起于1904年的乡村建设，因为这是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相关的乡土社会改良活动，所以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流派。今人需要理解百年来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怎样努力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背景变化之下倾尽全力稳定乡土社会。因为，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都是不可能维持得住的。

最初的乡建是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的米氏乡绅父子（按今天官方的概念就是“乡贤”自觉地发挥作用了）有感于当时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兵匪横行、地痞肆虐，乡村社会全面衰败，而发起的起于青萍之末的社会自治活动。后来，官方介入推广乡土社会的村治自救，再加上有救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介入，就演化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

大概在民国成立之初，就已经有官方清流介入。有几个典型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是被后人称颂的清末状元张謇，他抱定了“村落主义”返回南通发起本地化的综合经济开发实践，形成的收益用于包括县、乡、村三级治理（亦称“三治”）在内的多种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构建出南通一县之清平世界。第二个是定县的县长孙发绪，他原来是黎元洪总统的秘书，属于新派知识分子，下派到定县，就发现翟城村乡绅父子为了解决本乡本土问题而推出的乡村改造，并及时予以推广。到1914年，定县就已经成了民国政府作为样板而在全国推行的“村治模范”县。第三个稍晚一些，是孙中山的秘书黄展云，以福建省农工厅厅长的身份，自觉地下到长乐县的营前村，也是推进本地化经济综合建设基础上的乡村治理。

据此我们可以说，从1904年起于青萍之末的乡村建设活动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觉性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由是，到民国初年1910-1920年代，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官方两位总统秘书都下乡去参与实干的、。而在民国初年乡村外部混乱的军阀割据的大环境难以改观的局面之下，这种地方政府改善治理的客观需求，进一步演变成1920年代知识分子下乡形成的“乡村建设运动”。

如果我们看193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大批知识分子下乡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又与民国大局甫定、各地名义上归于大一统有关——清末是四分五裂了，民国通过军阀之间的多次局部战争重新形成了大一统国家之后，亟需建立国家稳定的局面，否则是不可能去追求现代化的。但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又因为工业化、城市化一定是从乡土社会提取剩余的，一定使乡土社会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金都长期“净流出”，于是乡村社会在经济基础上又难免是衰败趋势的。、，发生了几乎是对立性的矛盾。这就给了当时立意爱国的知识分子一些做事情的机会。

今天的人们应该知道，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确有进步性，比今人更强调教育救国、科技救国，企业家打出的口号也是实业救国。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像今天这样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国家兴亡，匹夫以谋私为耻！由是，教育不能谋私，实业也不能谋私，当时的实业家们如果谁像今天的这些学人说只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这个人是一定不齿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所以那时的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派的一些实业家（如张謇和卢作孚）、，，发展成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三十年代的备战。当时的人们大都知道一战形成的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构，殖民地的瓜分并没有完成，于是列强都在准备打仗。。这时，，另一方面得做好对外作战的准备。这两个任务都需要从乡村基层大量提取兵员和资源。

我们今天研究百年乡村建设史，应该看到很多可做比较的材料。民国在二三十年代大局甫定、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内容和我们今天相似，都是官方及社会主流认同工业化、城市化这两个追求现代化的路径；而乡村所遭遇到的复杂局面也有相似性，任何现代化都得要从农村提取剩余才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势必造成乡村社会的衰败。任何主政国家又都急于建立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上层建筑，这个极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势必要去控制乡土社会，却又跟乡土社会资源愈益减少、人口愈益贫困、支撑不了上层建筑的高成本，直接发生对立性质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本质内涵，至今仍然在世界上延续着。

后人只要上过中学，。矛盾的外在形式可以发生很多变化，但矛盾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不相适应的本质特征，在百年来的激进发展主义进程中是长期存在的。

那我们如果再看世界经济的影响，则需要了解民国年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问题，那就是1929-1933年西方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大危机。这导致中国发生白银外流，使得以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出现通货紧缩，严重遏阻了民国年间的所谓“黄金十年”，迫使政府于1935年放弃白银币制改行“法币制”，接着1937年日本全面战争致使中国进入长期通胀……这一切由不得中国人的国际变化，使得民国追求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遭遇到严重的打击。

外部的西方经济危机导致内部出现经济困境，再加上刚才说的要应付外战，对内还要对付内战，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严峻的、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安定乡土社会的作用尤显重要。君不见，，乡建善莫大焉！，还是晏阳初在重庆，前后脚地都搞起了减租减息和综合性的合作社建设，而且都成功地维护了一方稳定。

如果我们把民国乡建作为百年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来做历史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到1949年全面土改之后，中国进入到新的现代化建设之中，所发生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性矛盾，仍然存在。无论是1952年开始的合作社运动，还是1982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乡村社会发展，每一个变化都带有我们以前所说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对立性矛盾的影响。

所以，其实从1952年以后，应该说在官方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之下，中国也在推动实际上有延续性的“第二次乡村建设”——无论是搞扫盲运动、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还是“八字宪法”，乃至后来在1961年恢复了“三自一包”之后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当然，高度集体化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虽然遭人诟病，但都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都切实有效地帮助国家工业化完成了原始积累。总之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制度内容，还是可以归属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适应上层建筑，或反过来，乡村社会的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样的基本矛盾。

再进一步看新世纪之初得以重启的第三次乡村建设。家庭承包制全面推行以后暴露出的“三农问题”逐渐演变到21世纪初，变成国家的“重中之重”，政府针对性地提出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这时候官民互动的新一波乡村建设的历史浪潮，又再度发生了。而在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参与式活动，也是成千上万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其中，它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非常复杂的新一代的乡村建设的复兴发展。

竖看百年历史，中国人已经有过三次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际过程，这些乡村建设过程与地方治理等历史内容尚未进入我们主流教科书的视野。不仅早年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的重要作用到现在为止还很难被人们全面认识，而且当代乡村建设和地方治理的很多历史资料也没有被发掘出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认识到在一个激进的百年之中还有一个不认同激进的、试图维护乡土中国长期永续的历史，它是一个有多元化的民众自主地参与到渐进改良的进步历史中，而不是主流历史所说的那种民间社会几近虚无的状态。同时，它也是让历史更为丰富充实，而不是与主流历史决然对立。

总之，我们所记述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社会上人们追求正常生存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这种民间的、社会的、大众的发展经验，、经济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归纳和总结出来。

有鉴于此，今天我们需要“跳出乡建看乡建”，以整体性视野重思内在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乡村建设，同时用另外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重新书写民间那些有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的历史，用人们自觉地、自我地回归自然、回归社会的方式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的延续，让大家来参与讨论，至少是使被忽略的那些没有进入正史的社会改良活动能够呈现出来。同时期望它能在中国话语体系的真正构建中做出贡献。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本文选自《新华月报》"乡村建设"专栏5月上半月栏目文章；本文原标题《为何开设“乡村建设”专栏》）

来源：新华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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