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路百年‖刘清泉

写诗是件危险的事情

　　——与“诗歌正义”有关的几个词

　　作者：刘清泉

　　何谓“正义”？何谓“诗歌正义”？普遍正义与诗歌正义是怎样的关系？有必要提出“诗歌正义”这一命题吗？诗歌正义究竟是以诗歌文本为载体，还是以诗人为对象？相信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应该是我们谈论“诗歌正义”的逻辑前提。按照伦理学范畴的解释，公平即正义，、自然和正常的东西”所表达的“憎恶”。这固然是一种病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美。，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据此，当接下来说到与诗歌正义有关的几个词，我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诗歌正义的两面甚至多面，与是非、对错没有多大关系。

　　【邪恶】当我们说到“正义”，往往需要“邪恶”来帮忙。毫无疑问，“邪恶”也是一枝花，在诗歌的版图上开放，并且自带光芒。特别是在正义、美好陷入麻木或者隐匿状态时，只有“邪恶”才可以替我们说出相反的方向；越邪恶越真实，越邪恶越渴望，越邪恶越安宁。如果说“诗歌正义”需要阐释的参照物，那么，“邪恶”可能是最适合不过的。唯有邪恶，可以反衬“正义”的高大和渺小。诗歌文本的正义，其实大体等同于普遍正义，、、，“邪恶”在它的面前抬不起头，甚至没有立锥之地。而诗人的正义却常常是不靠谱的“玩意儿”，情形甚至更严重——把“邪恶”表达得越极致，仿佛诗人越正义，越凛然。类似一边写着世间的美写着忠贞的爱，一边却在看毛片搞的事体，在诗人群体里并不鲜见。所以，，不可奢望每个诗人都剜去了“邪恶”的那一面。

　　【工作】查了一下有关“正义”的词条，光柏拉图的说法就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有说“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也有说“各尽其职就是正义”……美学博士陈庆则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把寻求诗歌正义认定为诗歌的工作，而且指出“诗歌的工作从一开始便是为了他人的，也是替他人完成工作”。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应该说本身都很有“正义”感。但我总觉得把正义尤其是诗歌正义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就像把养家糊口与经世纬国联系在一起一样，未免太冠冕堂皇了些，同时也小看了诗人的作用。在我看来，正义就是人之于道德与美的自觉维护，是切切实实的内在需求，也必然归于自我实现。正因为如此，诗歌正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诗人的生活。只有生活才是伴随诗人一生的“爱人”，工作顶多只是诗人的“情人”或“艳遇”而已。诗人生活的质量决定着诗歌工作的业绩。即便说到工作，诗人的工作与诗歌的工作也还是有别的：诗歌的工作主要体现为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而诗人的工作则主要体现为悦己。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讲，诗歌正义是不宜扩散的，它带有私密性，当然也就有了某种不确定性。

　　【秩序】说到秩序，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约束，这其实是对秩序的一种习惯性误解，因为秩序本质上是植根于人的道德感与自控力的，对秩序的需求就像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一样强烈。我们为什么向往自由？因为在自我之外，总有一个你尚不知道的“类我”在等待着你去发现和熟悉，这个“类我”以不一样的的形貌、情绪和理智，在他人身上存留着，同时也在你自己身上潜伏着，因此向往自由大概等同于发现自我。同样的道理，遵守秩序其实是为了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著名的爱因斯坦1921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很明显，爱因斯坦谈到的就是一个秩序问题，与其说我们是在承担责任，弗如说我们是要遵守秩序——先是亲人，后是陌生人。在这里，做什么已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孰先孰后。更重要的是，以外显为特征的秩序，总是有着强大的“内驱力”。为什么我们要“为别人而生存”？为什么要在马路上设置那些标识很显眼的斑马线、红绿灯？表面看我们是在遵守秩序，究其实，却正如爱因斯坦所洞见的那样——因为“同情”，“同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简单地说，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认同感、趋光性。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一根线索可以维系诗歌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话，那我想这线索非“同情”莫属。

　　【断裂】我所佩服的诗人，应该是那种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的综合体，正如诗人李南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在写作上具有完全的自觉性，坚韧、创造、批判、庄严……在生活中具有完全的主动性，豁达、睿智、从容、善良……这一切足以构成人们对诗歌艺术的期待。”但是人们必须清楚，这种想象和期待本来就是“断裂”的，是骗己骗人的“一厢情愿”。我们总是宁愿一个人在诗中表现出十足的神经质，也不愿靠近一个现实中神经质的、抑郁的诗人一步。必须承认，我们多数人写作的起点不是因为来自现实，而是出于幻象。即使面对失恋，我们透过诗歌所倾诉的苦楚，也远远不及借助幻象垒筑浪漫城堡来得甜蜜而坚决。也就是说，生活的逻辑一般是有破有立、从破到立的，而诗歌并不在乎现实的基础，她从一开始就耽于建设一个与众不同甚至与生活相反的“世界”。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真正的诗人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是嗤之以鼻的，甚至不相信自己写过那样幼稚可笑、童话气息浓厚的作品。靠想象写作的诗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TA的诗再诡谲再奇异再漂亮，也算不得多么高明。这样的诗人一旦与现实相遇，往往就是一块易碎的“玻璃”，不堪一击。海子、顾城即属此列。这是写作中真实存在的“断裂”（叫“分裂”也是可以成立的）之一种。还有一种“断裂”更应该警惕，那就是被社会“化”掉的那一类诗人及其诗作。他们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都表示理解，可以找出若干个理由来消除自己的愤懑、忧虑、惊惧、困惑、焦躁……他们被主流的诗歌意识形态收买了，意志消沉了，对诗歌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也弱化了。这是让人肝肠寸断的“断裂”，是违逆诗歌使命与责任的“断裂”，为真正的诗人所不齿。李南又说：“一个诗人，如果具备了指涉现实的能力，就应义无反顾地介入现实关系，这不仅仅是艺术变革的需要，更是社会人格的体现，虽然诗歌改变不了世界。”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只有介入现实，诗歌才可能有“正义”存在的基础；也只有在介入现实的基础上反思、批判现实，诗歌的“正义”才会有具体可感的温度和力度。

　　最后还是要不可抑制地说到“自由”这个词。诗歌正义当然可以也应当把“自由”设定为目标之一，但我希望这个目标不是以理念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书写的抵达和歌唱的分贝为标志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意识到“邪恶”、“断裂”乃至“工作”的特质，并且在无所不在的“秩序”中找到“自由”及其快感，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所坚持的“诗歌正义”是合逻辑的，同时又是有别于意识形态场域的。什么时候我们在行动，什么时候“正义”才会有动作。借用我写过的句子——“几乎遍体鳞伤，所幸心有所系！”——这才是值得我们付出激情、毅力乃至生命的“正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