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待变:差点在二战中与德国结盟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1940年7-9月,国际环境突变,

,,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这年6月份,欧战形势急转直下,英法两国在德军锐利攻势下一败涂地。影响所及,6月份,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稍后,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投降;7月份,英国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路,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言和”。

至此,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已全部丧失。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国统区15省减收了20%;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50%。两种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12月份,涨了整整5倍;,仅涨了一倍。①6月22日,,“三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7月13日,:“自七月至九月,此三个月间,实为最严重之时期,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也!”

滇越路与滇缅路的关闭,实际上还只是危机的表面;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在于寻求战事的国际化。而欧战形势的变化,。②

,,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工业国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对这种“苦撑”所待之“变”,:

,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③

为将这一“苦撑待变”战略具体付诸实施,1938年4月,,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态度。次年,欧战爆发,,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阵营必败,故在外交策略上,更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也就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这一战略,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在欧战中获胜为前提的。如今法国宣布投降,英军节节败退至本土决战的地步,、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各种反蒋暗流也借机秘密串连运作。

大约同期,中苏关系也已趋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没有。”同时,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1940年7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④

1940年,河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儿童团员们被组织起来,欢迎来访的美国军事观察员

谨慎与投机并举,使中国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核心成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⑤

不过,蒋的看法,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毕竟,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孙科发言称: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⑥

据会议记录,此次会议,发言者众多,除吴稚晖一人外,其余如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事实上,这种意见,,,不赞同亲苏联德,但党内“颇不乏人”,对其施压,。对此,王曾下定决心,“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以辞职为对抗手段,可见这股潮流的凶猛程度。⑦

7月20日,。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高层。,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⑧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动摇,与其在整个1940年,一直对日本“南进”东南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不无关系。蒋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同时,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苏联。自1940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且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乃出尔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时,如中国已明确阵营,则将承担来自苏联的巨大风险——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不同,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中国若因此成为战败国,。⑨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对德关系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蒋在日记中兴奋写道:“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已难避免;同月,,苏联将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以及轻、重机枪。⑩

至此,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没有踏错步伐,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

194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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