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电影在中国: 华莱坞的跨地方生产与本土现代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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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2-07-31 08: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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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强调霸权文化的国际输出影响,而“亚洲电影”作为全球文化流动中令人瞩目的现象,则修正了文化交换的权力结构认知。华莱坞的跨国性生产过程,正在与亚洲地理时空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亚洲化”进程实际上交织着内部经济动力、。华莱坞亚洲电影既表现出一定的地区文化认同,又基本局限于浓厚的东亚色彩,在此之中,“中国”这一核心概念实际并未缺席,并呈现了新的现代性改造结果。在全球文化融合背景之下,“亚洲电影”这一概念依然为探讨地方性知识、共同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权力再生产提供了适用的框架。

【关键词】华莱坞;亚洲电影;中国;跨地方生产

 

  一、亚洲的“亚洲电影”与中国的“亚洲电影”

 

在全球化推动媒介研究向“区域理论”的回归中,“亚洲电影”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作为重要的区域概念,“亚洲”一词意味着全球场域中的某种地方属性,代表着一种空间权力符号。亚洲电影不仅由一整套特定的文化商品体系构成,。从既往研究来看,“亚洲电影”又被纳入一种相对的范畴,之于世界语境,华莱坞电影、日本电影、印度电影、伊朗电影,它们都可被称为国际视角中的“亚洲电影”,属于区域文化集合,是“亚洲”的亚洲电影;而之于国内语境,“亚洲电影”则牵涉亚洲跨国性的网络合作,虽以亚洲为名,却是以自身为视角的观照结果,是华莱坞“走出去”的产物。本文讨论的亚洲电影,应当属于后者。通过将华莱坞置于“亚洲电影”框架,本文试图回答:华莱坞电影是如何进入亚洲电影范畴的?在跨国化网络生产中,华莱坞电影如何在“亚洲”这一宏观的空间情境再现关于“中国”的核心想象?亚洲电影这一现象对于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地方性有何意义,其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二、华莱坞电影的“亚洲化”脉络

 

与现代性相连的“亚洲电影”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断被卷入新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华莱坞电影的亚洲化脉络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已初现端倪。彼时,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孙中山》《侠女十三妹》等中日合拍片为代表,已经在演员、编剧、导演、摄影以及美术设计等多方面展开合作。不过,事实上,一种普遍认同的“亚洲电影”实际乃是历经20世纪90年代电影市场转型之后,方在21世纪进入亚洲各国视线。在此之中,至少交织着如下相互内嵌的三条线索。

(一)国家市场化转轨

经济结构的驱动使得大量境外影片被引入国内,并推动了电影工业面向亚洲乃至国际化对话。随着世纪之交港澳台三地与大陆电影产业之间的合作日趋成熟,这种跨地区运作表现出抢眼的“大中华”电影圈效应,这为华莱坞进一步向其他亚洲国家开展对话提供了优势。
随着亚洲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自然融合,在新世纪以来的华莱坞工业中,“亚洲”跨国要素实际已经成为表达本土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此之中,实际交织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亚洲国家历经现代性发展之后的空间认同。

(二)区域共同市场形成

随着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亚洲内部在合作之外亦产生了国家间竞争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争有时会改变区域内部文化合作的平衡。2012年,日本掀起“反韩流”风潮,韩国影视产业在日本受到打击后,为挽救困境转向拥有庞大收视群体的中国。“而这种转移的方法除了以往的合作拍戏外,他们也入乡随俗,学习中国演员决定来华开属于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可见,区域中心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会给他者带来“搭便车”效应。区域共同市场通过提升成员之间的竞合参与,不仅改变了华莱坞融入亚洲电影产制的方式,也对华莱坞进入全球电影工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全球大众文化的碰撞中,。Dissanayake在观察电影语言中有关表达帝国主义方面的内容之后,发现一些亚洲电影总是通过不同方式来强调、批判美国社会文化在亚洲的霸权宰制与扩张。
在亚洲电影发展的30年进程中,亚洲主要国家都表现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相同警惕姿态。叶月瑜与戴乐为也谈道:“东亚电影的(再)崛起,是发生在电影产业面临生存威胁、整个90年代东亚银幕被好莱坞出口电影所围攻之时。”这暗示出,亚洲国家电影的“亚洲化”过程,实际乃是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产业的历史竞合。

 

三、华莱坞电影的亚洲想象

 

讨论华莱坞电影国际传播,“亚洲电影”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视角。当我们基于亚洲电影观照华莱坞,既需考量这种亚洲性的具体面貌,亦有必要提问,当以亚洲为背景,华莱坞的“中华本位”以何种形态存在,也就是在转向电影生产如何将本土话语与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相结合的过程。在此部分,我们试图进一步追问华莱坞亚洲电影的跨地方性如何实现,同时,关于“中国”的映像如何呈现于这种亚洲想象的框架之中。

首先,地区文化认同无疑构成了亚洲电影的基本面向。跨文化传播研究向来存在关于“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和“文化接近”(cultural proximity)的共识。莫利论述道,在亚洲文化消费中,对于越南人、中国台湾人而言,东亚文化相比美国或者西方呈现给他们的,要少很多“外国味儿”。因此,关于亚洲传播之研究,往往强调存在一种相互亲近的文化纽带推动着区域交流机制。

其次,亚洲电影在华莱坞合作产制中带有显著的地理东亚化色彩。以中(包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内)日韩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亚洲文化商品市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Iwabuchi也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文化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影响力为例,认为尽管亚洲内部的文化流动是双向的,但文化商品的跨国竞争中仍有保持较大优势的一方。事实上,当亚洲电影浓缩到东亚这一地理情境的时候,中国作为东亚重要的中心国家,其在跨国文化网络中的地位也在另一层面得到了凸显。

 

 

四、亚洲电影在中国的应用框架

 

(一)地方性知识的再诠释

亚洲电影产生的重要前提在于原有文化认同空间的改变。在这种认同机制的变迁中,牵涉到影像动用的地方性知识资源。关于“现代”的说法总是伴随着对历史认知方式的挑战,对于被视为“历史的复苏”(resurgence of history)的现代性,既有人看到了国家主义的复苏,也有人认为多元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全球文明正在消解民族国家发挥的作用。我们观察亚洲电影类型时,实际上也能看到这种分歧:当涉及近代历史题材时,由于亚洲特殊的殖民记忆,往往牵涉到浓厚的国家主义印记;而对于近年来广为流行的都市题材,影像则习惯隐去国家权力,多描绘发展中国家转型后的都市文化以及普通人的情感生活。

“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不过,由于市场经济推动相对自律自觉的市民阶层逐渐成型,传统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正从根本上受到触动和改变。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流动迫使华莱坞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自我改造。闵应畯等人在论述韩国历史时也谈道,抵御好莱坞电影入侵的抗争成为韩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形式建构了国家、民族想象的意义。在亚洲电影的跨区域生产中,地方性知识通过不断妥协与融合,产生了新的内涵。现在,亚洲共同的历史文化往往被视为某种本土现代性的起源,被认为可以治愈西方现代性的某些问题。因此,亚洲电影在历史题材层面的合作层出不穷。在华莱坞的亚洲电影生产中,功夫、武侠等古装题材的影片成为在全球现代性中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而现在,这些题材也开始有意识地纳入日本武士、忍者与动漫等亚洲区域元素,重构原有的文化形态。

(二)亚洲共同体的再想象

华莱坞电影进入亚洲产制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中国的电影生产如何适用于亚洲情境?原有的民族主义又以何种形态表现与亚洲他国之间的关系?随着亚洲区域共同体的联结,文化本身就表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反思。通过亚洲国家保持的紧密互动,电影叙事也不断将时代潮流导入影像,重申、反抗与修复共同体过去的历史记忆。总体而言,其较为典型地体现于国内抗日题材电影中。
Callahan
也以韩国电影为例,指出儒家学说这一带有深刻中华文化烙印的记忆亦被用于韩国的国家主义建构中,这种国家话语逻辑通过资本形式使得儒家学说变得“商品化”,同时随着大众文化领域的渗透建构出一种东亚的地区认同。可以说,亚洲电影所呈现的记忆共鸣,既是基于传统历史线索的产物,也是寻求跨国市场流通最佳路径的自觉选择。

(三)全球区域化的权力再生产

文化地理重构了全球化的主导框架。亚洲电影的热络合作背后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尽管现代性来自西方世界,但按照Keane的观点,“亚洲性”(Asianness)正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在国际传播市场的地位,这包括以索尼、三星以及联想等为代表的东亚技术,以日本动漫、电视版权为代表的内容传播风潮,“好莱坞模式”在东亚电影市场的重构,以及以张艺谋、李安、成龙、吴宇森等为代表的跨国人员交流。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亚洲正在超越自身地域界限,与非洲、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等地区联结起来。

因此,当我们提及亚洲电影时,这并非意味着“亚洲”是唯一对象,还往往牵涉亚洲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与外界的互动。以《三更》《午夜凶铃》等系列影片为例,这些电影不仅基于亚洲市场进行了工业、资本、制作人员、明星等层面的整合,更以“亚洲生产”为标签进入到全球市场。这些东亚电影在欧美世界产生的影响使得好莱坞也开始考量将这些源自亚洲的类型电影资本化。除此之外,揭示亚洲在当代全球文化流动中逐渐升温的话语权之同时,亚洲电影同时也包含着亚洲国家内部的在地化过程。一方面,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电影生产表现出越来越深刻的联结,例如在特效、艺术指导、演员、编剧等层面,华莱坞电影尚有许多向日韩等国的借鉴之处;另一方面,这种融合机制并不妨碍华莱坞电影自身的内部实践。

“对现代化模式的渴望会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如今并不总是有必要从西方区分出来。”历经长期浸淫于好莱坞模式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电影语境之后,亚洲电影驯化与吸收了西方电影的某种重要面向,它们被改造成为本土内容的一部分。当代亚洲电影通过区域“协同效应”丰富了其内涵,国家权威隐没在现代性符号生产之中。但对于华莱坞电影而言,在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价值互镜之间,“中国”这一国家主义想象依然是存在于跨地方网络生产的基本动力。亚洲电影反映的权力再生产现象并非简单的东西方对抗,它伴随着亚洲国家文化自觉与现代性发展的自然经历,又体现出全球文化流动已经突破传统文化帝国主义框架。亚洲电影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其所呈现的文化权力对话过程,既有利于我们观照新时期的电影合作产制,也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在全球媒介生态中面临的处境与机遇。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以国际传播为视维”(ZJ14Z02)的成果之一;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15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邵培仁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昀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16年第6期第15-21页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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