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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
诗人，曾从事地理杂志工作。主要作品有诗集《中亚的格列弗》和《比希摩斯时刻》，，文论系列《近代作者》和 《不安的“米提斯”》。
消失的愚人船和自然力
不久前，一篇关于上世纪80年代长江漂流的报道被人们传阅，这篇长文详细整理了那场由模糊冲动而始，随即是一系列荒诞与死亡的活动，“长江崇拜”也由此在那个时代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工具，尽管这种崇拜背后是十数位可悲的丧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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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长江的了解并不多。2009年冬天，我因工作逗留于沱沱河岸，向水文站的工作人员请教关于这条河流的情况，其中一个夜晚，我走到江边，听着从水面传来的，充斥整个空间的碎冰摩擦声，忽然想起曼德尔施坦姆的诗句：“我听见那最初的冰。”随后，我路经铁锈色的楚玛尔河，后者也参与构成了长江的河源水系。
那个时期，我从访问过的江河研究者转述中，聆听了解姜古迪如冰川的退化现状，以及上世纪80年代艰难困苦、今天看来比较原始、但并不是没有科学意义的考察工作——虽然彼时的人们好像更关注和欣赏意志的非理性呈现，而非具体的科学实证内容。因此，这些不多的经历与聆听，使我逐渐被上游水域塑造了对“长江”的印象。
“长江”的形象之于我，主要是汹涌在青藏高原的荒野里、以及从横断山脉冲击而下的那条峻急水流。这以后，在重庆、或在前往江浙的一次次路程中，越过那条两岸是城市建筑的宽阔江流时，反而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它是长江。
在我国传统中，长江主要与不同时期的内战和知识分子的放逐流离生涯有关，这是一种主要由文人士大夫延续的诗化情感，，一些关注中国命运的西方旅行者也加入到这种情感的表达中。
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一条沉疴难愈、蕴涵着巨大灾害危机的江流之前，还有上世纪80年代长漂活动这段几乎是一场黑色喜剧的插曲。对于我，这构成了一种长江史。在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个人或群体，临时组织为一个懵懂的探险团队，投身于上世纪80年代那种生死未卜的活动。
我曾接触过一些参加过那个时代江河漂流活动的前辈。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显得老于世故但又懂得谦和，与他们谈话时，偶尔，他们的目光中会闪过年轻时代的粗野，仿佛那个桀骜的青年一直存在于他们体内。
他们中有的人，对于被夸饰叙述的80年代经历并不以为然，并不相信那些用它来喋喋不休的人。同时，他们也显得对当代的批评处变不惊——这种批评认为，80年代思想和行为只是一种前现代的、乃至荒蛮无知的时代病的表现。
前述那篇敬业的长篇报道发表后，我注意到，一些当代的年轻人纷纷为报道中详述的漂流队员的一次次突兀的决定、几近蠢行的行为和非理性的送命，拒绝表示同情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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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安德鲁热气球团队事故之后，旅行家们也曾面对过尖刻的非议与嘲讽。但是，安德鲁团队的成员显然是专业得多的科学家和探险家，而非我们80年代那样临时的、以极大的随意性拼凑起来的草台班。
后者会用普通胶水天真地修补被长江的力量撕开的橡皮船裂口，会发明一种玩具般的、密封的球状橡皮船，认为这种船会皮球一样在激流中弹跳，渡过险恶之地——然而，橡胶球里的人们在彼此的呕吐物中上下翻滚，随即，橡胶球像塑料袋一样被长江轻轻撕开，里面的人被抛入水浪，尸骨无存。
这种球状密封橡皮船，这使我想起一个名叫《the yes man》的纪录片，其中的主角异想天开，发明了一种可以在世界末日使用的球状救生艇，煞有介事想卖给商家，并且，把这一行为当作一种社会讽刺艺术。
在今天看来，球状密封橡皮船更像那个时代的愚人船，把一个个在江水中苦役劳作的青年带向死亡。另一方面，使用过愚人船的幸存者们，得到了万众瞩目的回报，成为那个时代民族主义情感的宣传工具。
我并不是都很喜欢我们的那些80年代“the yes man”们。在我看来，其中一些人的反文化倾向，并不能为他们坚持的平民英雄主义提供什么意义。他们的一些被后人视为“反人性”的行为，并不应被理想主义话语所辩护。
但是，在他们身上也许存在着一种品质，需要同反智主义区分开来对待。我认为，这种品质已经较少出现在当代，并且即使拥有这种品质的人也常常并不能自觉认识到它。
这种品质，我想称为一种“自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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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罗伯特·D.卡普兰在一篇关于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的文章认为，小说中那些单纯、粗野的人们，在一个缺乏“自然边界”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找到一个“自然边界”。由此，这些人坚持生活在一个“如此粗野，如此抗拒启蒙的世界，以致自由仅仅意味着通过一个使人变得懵懂但也赋予人活力的团体身份来表达自己的自由……超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想象”。
这些常常表现为粗朴的民族主义者的人们，通过天真的激情行为，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混乱和微妙之处”。他们通过投入自然力，使自然力存活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自然力的化身。理解这种自然力，也许可以理解今天社会生活中一些冲动的情感的源头。
罗伯特·D.卡普兰写道：“如果现实主义想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它就必须承认人类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冲动，无论其表现为健康还是反常的形式。”
在已经非常技术化和现实主义的社会生活中，几乎不再能够产生通过自然力冲动，从而反叛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们。也许我们更懂得厉害深浅，更精于世故并迷恋构成世俗生活的物质条件，但也许，中国人的心灵中正在丧失自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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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漂时代过去仅30年后，长江也许已经不再是当代人想起“中国空间”时的习惯符号，除了出现在关于巨型水坝工程带来的危机焦虑的社会讨论和一些灾难事件中，这条传统的江流被忽视了。
如果把那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跌落的长江激流，视为自然力的化身，长江的困境和长江的被遗忘，也是自然力的困境和被遗忘。
尽管人们依然会在看到流经城市中的长江时，想起古代文人的著名诗词，在那些诗词中，长江更像一条静态的运河，保存着思古或诗意的感性经验。问题是，在今天，长江是否还能像过去一样，是中国人感性经验的一种保存系统，是否还能持续提供这种感性经验？是否情况早已改变，今天的长江，带给我们的感知已经更多是对毁损、失败和危机的感知？
我对长江的了解并不多，但是，我接触过曾经被长江教育过的人们——我多多少少认识在这些人身上存在着的长江。也许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并没有显得有何特别之处，并没有成为卓越的探险家、社会活动家和旅行家，但他们仍然是——或曾经是——江河之子。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行为可能滑稽、可悲，但他们属于自然力还能够激发和塑造人的时代。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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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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