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子女代际支付为核心的供养模式是我国农村传统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撑，但农村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给这一传统养老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2009，新农保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开始将农村养老问题正式纳入制度化轨道，但令人担忧的是，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是否会减少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呢？国外学者对公共转移支付与家庭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有关二者关系的针对性研究还非常少；并且任何利他行为都会受到预算约束的影响，即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行为一定会受到自身经济状况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对这一关键变量重视不够；再则实物支付和现金支付作为两种不同的支付类型，对子女和父母的效用可能有所差别，但现有文献只关注了总支付却并未对这两种支付方式进行分别考察。因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着重考察新农保对不同经济状况子女的现金支付、实物支付以及总支付的影响。
利用2013年CHARLS全国跟踪调查数据考察新农保对子女代际支付的影响。统计描述表明，参保老人来自子女的现金支付为2589.43元，实物支付为996.06元，支付总额为3585.49元，现金实物比为2.60:1；未参保老人子女的现金支付为2751.50元，实物支付为908.65元，支付总额为3660.15元，现金实物比为3.31:1。不难看出，参保老人的现金支付低于未参保老人，但实物金额却明显增加，二者在支付总额上差距较小。进一步以受访者子女的年均收入作为分类标准，比较不同经济状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情况。在较低收入子女组中，参保老人来自子女的现金支付为2480.89元，实物支付为834.19元，支付总额为3315.08元，现金实物比为2.97:1；未参保父母的现金支付为2885.53元，实物支付为781.19元，支付总额3666.72元，现金实物比为3.69:1。因此，在子女收入较低的条件下，虽然参保老人来自子女的实物支付小幅增加，但现金支付却明显减少，以至于来自子女的支付总额亦显著减少。在较高收入子女组中，参保老人来自子女的现金支付、实物支付以及支付总额分别为4275.50元、1299.24元、5574.74元，现金实物比为3.29:1；未参保老人相应的各项数据为4240.74元、1218.72元、5459.46元，现金实物比为3.48:1。因此，在子女经济状况较好的条件下，参保老人与未参保老人来自子女的现金支付差别很小，但前者的实物支付却明显要高，以至于在支付总额上前者也明显高于后者。由此看出，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既与父母是否参加新农保有关，也与子女的经济状况有关。但以上的描述分析主要是基于参保老人与未参保老人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容易受到选择偏差的影响而导致结论并非可靠。因此为了排除选择偏差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处理效应模型”对新农保与子女代际支付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计量结果表明，新农保对较低收入子女的现金支付和支付总量都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这一效应产生的机理在于，对于收入较低的子女来讲，新农保并没有降低他们对父母的实物支付，但现金支付会明显减少，以至于总支付显著减少。对于收入较高的子女，他们不但没有减少对父母参保后的现金支付，而且实物支付还有所增加，以至于支付总量也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对于收入较高的子女来讲，新农保对他们的实物支付和总支付都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总体上看，新农保对子女的现金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实物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新农保对子女总支付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新农保依然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福利。
本文研究结论揭示出：一方面，在农村熟人社会和宗族网络相互交织的社会场域中，孝道依然是个人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评判标准，是维系家庭代际互动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家庭资源禀赋对子女的代际支付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子女的代际支付行为正是这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当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人的经济福利后，收入较低的子女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约束会减少对父母的现金支付；但出于对孝道的表达，他们不会减少对父母的实物支付。对于收入较高的子女来讲，如果父母参加新农保后就减少对父母的经济支付，，因此他们对父母参保后的转移支付反而有所增加。因此本文的政策蕴含相当明显，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推广和完善新农保制度，改善新农保筹资渠道，提高新农保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进一步加强主流价值观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强化孝道对家庭的维系作用，让人人都成为尊老、敬老、爱老的践行者，走出一条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有删减。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邮电大学 移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