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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书看到一个故事，1940年5月初的一天，重庆遭遇日寇轰炸。。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防空洞，但是，。此时正在房间里读书的梁先生，平静地把一张藤圈椅搬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阅读。日本飞机来了，到处是爆炸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似乎要将每一寸土地都轰炸一遍。但是，梁先生始终没有动，彷彿一切如常。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炸弹在距他不过二十丈的十字路口炸响，所带来的风的压力使人耳鼓生疼，那一刹时间的震动使所有人都惊恐万状，，泰然自若。
能够如此泰山崩于前而不瞬，卒然临之而不惊，：“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对于自己的淡定，他进一步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万不会有的事！"这种”神州文脉系一身“的儒者之狂，我记得当年在西南联大，敌军炸弹到来跑空袭的时候，刘文典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说我不会死，因为还有事没干完。他们都有一种天命感，而一个人相信他自己就是承担天命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被天罩着的勇气，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支撑着他，充溢着凛然之气、浩然之气。回想起我在北大上学时，那些老一辈的学者和教授，比如季羡林先生、张中行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他们身上都能看到有一种正气在，因为心中装的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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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圣人不遭横死”的情结或传承。圣人之所以不会死于非命，乃是因为圣人一身承担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只要上苍不想毁亡这个民族，自然是天佑圣人。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孔子把天命观给完全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只要行乎正道，天下为公。孔子到陈国，途径匡地，因为某种误会，被匡人拘禁起来，失去自由。当时的孔子身在生死不测的困境里，四顾无援，举头望天，觉得自己一片丹心，赤诚向天，如蜘蛛布丝，承前启后，乃可维系华夏民族摇摇欲坠的文化命脉，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结果是匡人果然无法加害于孔子。
我常想，如果当年孔子为匡人所害，，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完全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呀！为什么炸弹止于仁者，天地大仁，“自古圣人不遭横死”呢？，一边是轰轰的炸弹声，一边却是他的朗朗读书声。为什么相信天命在我，炸弹也会避开？那是多么荒谬可笑又多么高山仰止的生命境界啊！全心全意地去正道直行吧！其他的，都交给命运，而且，可以强烈地相信命运的善意。作为后辈的我只有感叹： 有信念的人真是幸福，竟能把命运的顽逆说成这样恬静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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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看的，人有各种幸福感，其中重要的一种是自觉选择并且愿意承受代价。不同的命运，由谁决定呢？它由每个人自己的心灵决定，而不是某个神秘的存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当下的行为。那每一个当下的行为，就会构成我们的命运。五四之后的中国，安宁之时不多，山河破碎，乱象横生，国运堪忧，生民多艰，去国离乡，对于多少人来说，流离之痛萦绕终生。当时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被历史之变裹挟前行，，气壮激情时，以为自己有救国之力，激情退却时，又深感生命被虚掷。学术之业未立，，终究一番乱世悲歌，所以他们面对荒谬的时代，充满了挑战、自由、激情的人生态度。挑战就是从不认同哪一种命运是刻意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是幸福，就赋予了荒诞世界以意义。自由，就是要在这冰冷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里生活下去，哪怕这个世界炸弹横飞。激情，就是义无返顾地生活，对生活充满眷恋。明知邪恶无法根除，仍坚定含笑与之斗争……这就是炸弹横飞于头顶的那个挺身读书的梁漱溟。
对他来说，荒谬的世界上，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又是可尽量开发的。随时随地准备死，但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浪费，尽量利用它，时时可死，步步求生。这样一种风光霁月、勇者不惧的生命境界，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一十无忧，二十不羁，三十不立，四十有惑，五十不知天命“的当代人来说，是多么遥远而宏阔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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