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
现年37岁的袁卫华曾是家乡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他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曾立过功、受过奖。
为什么他如此顺风顺水令人羡慕的人生轨迹，又处于事业的上升期、“黄金期”，还要一面败，一面在腐败呢？
事实上，全国多地检察机关的调研数据显示，在十八大以后的 ，30多岁的年轻干部并不鲜见，“35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些年轻干部哪来这么大的空间“挥洒权力”，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底线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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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风云》：十八大以来，“”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在这场的“风暴”中，我们也注意到现象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有关媒体报道和不少统计数据显示，继“59岁现象”之后，又有“35岁现象”露头。陈检，在目前的反贪工作中，是否存在这种现象？
：的确存在。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在职务犯罪领域的一种“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我们通常称之为“35岁现象”，主要指一些年轻干部的问题。与以前见诸报端的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理的“59岁”典型不同，这些涉案干部多为“70后”，“80后”，他们年纪轻、学历高，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或者关键岗位、深受领导器重，在事业正进入上升期的时候，却经不住金钱、利益的诱惑，最终触犯法律、身陷囹圄。
《检察风云》：目前，在职务犯罪领域内，这一现象是否已经很严重，还是属于个别现象？
陈震屏：，从收集到的数据来看，目前不少地方的职务犯罪都存在着年轻化的苗头。
早在2008年4月，。据统计，2003年至2007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相较于同期查办的317名55岁以上职务犯罪嫌疑人高出近一倍。
2011年，，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该院受理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件18件共22人，占立案总数的12.9%，其中涉案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有7件8人，大案有8件10人，大案、特案占了案件总数的83%。
另外，，2013年，浙江检察机关查办35岁以下年轻干部达291人，同比上升167%，相对而言，前些年谈论较多的“59岁现象”，则回落明显，2013年56-60岁之间只有64人，占比仅为4.8%；在上海市，2014年35岁以下的贿赂案件高达78人，占立案人数的22%。
，其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其中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为21人，占立案总人数的32.8%。尤其是2014年，在查办的22起案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就有14人，占立案总人数的比例高达63.6%。从上面的数据，不难看出，职务犯罪年轻化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检察风云》：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的确不容忽视。那么，在办理了那么多起“35岁”案件后，您认为这些年轻干部的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说呈现出哪些特点？
陈震屏：与其他年龄段的职务犯罪相比，年轻干部的的确有所不同，从我们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涉案金额高、大要案比例增加。年轻干部涉案金额达到百万基数的屡见不鲜，甚至千万级的大案也时有发生。之前我们曾提到北京西城区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有7件8人，大案有8件10人，大案、特案占了案件总数的83%。2014年，我们院共办理职务犯罪大案16件21人，要案2件2人，其中35岁以下职务犯罪大案5件7人，要案1件1人。立案侦查的某国企部门副经理薄某案，单案涉案案值就多达400余万元，另一起某国企原总经理徐某等四人窝窜案，案值也达到了302元。
二是重点领域发案率较高、窝窜案频发。35岁以下干部群体职务犯罪多发、易发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国有企业。其中，房产销售、网络服务领域、国企生产等都是多发领域，2014年分别占立案数的55.6%和立案人数的68.2%。另外，年轻干部的职务犯罪还呈现出“抱团协作”、“集体腐败”、上行下效的“从众式”腐败等特点，窝窜案频发。一些年轻干部在得了“好处”后，不忘拉身边同事下水，美其名曰“兄弟有福共享”，最终害人害己。这两年我们院查办的某国企采购经理白某等三人受贿案、某国有房地产公司销售经理王某等四人案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三是犯罪手法隐蔽性更强。相较于手法单一、多以现金交易和银行走账为主的传统职务犯罪手法，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年轻干部大都学历高、智商高、反侦查能力强，善于运用各类手段掩饰犯罪行为，比如利用QQ、微信等通讯工具进行联系，然后用微信红包、支付宝等第三方交易平台转账等或以旅游受贿、伪造支付凭证、借助金融机构套现等其他方式、受贿。这种借助 “第三方”作为保护伞的犯罪方式，带有很强的私密性和保护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办案的难度，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去年我们办理了某央企上海分公司“一把手”徐某案。在这起案件中，总经理徐某联合财务总监、办公室主任等人以公司名义为全体员工购买保险，然后根据合同的退保条款退保，承担小部分损失，再要求保险公司把退保的钱退到非公司账户，再分别转至自己配偶的账内。这个案子数额也比较大，目前我们已经查实的金额已达300余万。
不同于20多岁的职场新人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30多岁的年轻干部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是国家各行各业未来十几年发展的支柱和希望，一旦被“糖衣炮弹”击中，对国家的损失和危害将会更加巨大，难以估量。
《检察风云》：各个领域的年轻干部正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支柱和希望，必须“对症下猛药”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您是否能分析一下，？
陈震屏：，也比较复杂，既与年轻干部自身的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分不开，。
从干部自身看，主要是法制观念淡薄，错误的权力观、金钱观，以及侥幸和从众心理等。很多年轻干部虽然学历、专业过硬，但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对现象根本没有清醒的认识，将节假日的礼金礼卡当做是人情往来；将不良的风气和集体腐败误认为是行业“潜规则”；将在供应商“帮忙”下的低价购房、高价售房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商业折扣。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因收入水平远低于外企、私企的水平，在接触社会上的一些“大款”、“土豪”后，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失衡，产生贪欲，替他人办了事、帮了忙后，又抱着“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期望他人给予相应的“回报”。还有一些国企高管虽然年薪过百万，但贪图享乐，享受用权力带来金钱、荣誉和被他人高高捧起的感觉，陷入贪欲不可自拔。
从客观因素来讲，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存在漏洞是年轻化的原因之一，“重年龄轻考察”、“重学历轻品德培养”现象较突出。从我们办理的案件来看，许多案发单位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35岁左右的中层干部所占的比例很大，甚至有些年营业额十几亿的国企“一把手”，年龄也只有30多岁，在选拔这些年轻干部时，“年轻”、“学历”、“技术”成为提拔的“硬件”，而工作踏实、作风民主、清正廉洁等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软件”，导致年轻干部往往因法律意识淡薄、自律性不强而误入歧途。
在走访多个案发单位后，我们还发现，许多单位在制度建设和监控机制上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单位的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有令不行、有章不循，甚至有些单位根本没有廉政方面的规章制度。另外，“一把手”权力集中，；，一旦出现问题均以“爱护”为主、“教育”为辅，缺乏正确有效的处理，，自己监督自己，为年轻干部滥用权力、频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社会盛行的“金钱至上”、“等价交换”等错位价值观对年轻干部也有许多不良影响，易造成不少青年干部“上行下效”、“贪慕虚荣”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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