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理想的教育是培养对知识的鉴赏力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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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文章指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弊端,即“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并认为只有保持探索的精神,方可使“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是培养追求学术精神的思考者,还是只看分数文凭的记诵之徒,仍是现代教育尚面对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推送此文的目的。



 

理想的教育是培养对知识的鉴赏力

作者/林语堂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

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于俄国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什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中国人讲到学者的时候,普通是分为学、行、识的(一个人对于历史时事的见识,也许会比别人更“高”,这就是我们所谓“解释力”的)。对于历史学家,尤其是以这三点为批评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的人物的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独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要见闻广博,要收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

所以,有教育的人是一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这我们叫做鉴赏力,有鉴赏力便有风雅。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和骗人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的活动,对于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着切实的关系,或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的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的时候,只好一笑置之。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的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

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

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的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艺术上的鉴赏力。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的观念,纵使得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的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知识的鉴赏力。

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象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的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

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孔子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的。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一个愚蠢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虽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有一个时候以为哈凡拿(Havana)是一个邻近古巴的岛屿。学校制定必修课程有一种危险,就是认为一个人如果念完这些必修的课程,便自然而然知道了一个受过教育者所应知道的学识。所以,一个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便不再学习什么东西,也不再读什么书,这是完全合逻辑的情形,因为他已经学到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了。

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须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二年级生,读大学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这一切外来的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干。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的,许多好学生则是为他们的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文章来源

《林语堂经典散文集·人生的盛宴》(林语堂/-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介绍】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就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5年,,并出版《末笔检字法》。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并出版《开明英文读本》。1929年,任中研院史学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上海成立,林语堂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及史语所兼任研究员。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学。1933年3月1日,林语堂抓住萧伯纳逗留上海的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7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爱的作品[5] 。1948年,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因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校董发生分歧,仅上任半年。1966年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10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编竣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岁。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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