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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根据行政的力量，事前设计和计算市场，一直以来方兴未艾。从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计划，到几乎覆盖了每个县域经济的开发区经济形态，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一直伴随着政府强大的市场计算理念，由此，这种对市场的计算与设计，成为理所当然的排在第一位的经济发展闹剧。
有趣的是，当这种闹剧反复上场，经济学家阶层的反应，每次都出现两个走向：
一部分人认为高瞻远瞩，政府对市场的推动力强大，经济学家不仅提出了区域经济通过政府实现竞争的理论，并且预言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已经出现。所以，人们看到这些年为重庆模式站台，为一带一路站台的学者，不知几许。
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一直在批评这种明显的对市场的事前设计与计算，努力发出经济学的常识之声。的确，这种批评意见一直存在，而且符合常识，但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普罗大众，连半个词语也没听进去，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意义的纠错可能性。
所以我的问题意识是，假如我们把站台学者的观点设定为正题，批评学者的观点设定为反题，那么可能出现的合题是什么。
显然，这个合题的实际内容是，无论是学界，还是决策层，还是普罗大众，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号称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但却普遍毫不尊重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以至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
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教会了人们一些经济学的方法，但在经济学所依赖的观念秩序，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为什么成为可能的形而上思想辨析层面，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基本上还处在蒙昧的水平。
稍微熟悉一点点经济学的人们都知道，斯密建构经济学秩序的必要前提假设，是理性经济人。也就是说，通过对理性经济人的沉思，斯密发现了自由市场理论，通过对自由市场秩序的沉思，斯密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方法。
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为什么成为可能。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的效用。
大量的经济学都在第二个问题的维度上苦思冥想，试图找到新的理论与方法。极少有人去沉思，为什么是斯密发现了经济学秩序，为什么是处在整个理性主义时代后期的斯密发现了经济学秩序，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漫长经济史的文化区域，却无人能够提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普遍都迷恋经济增长的解决方案。
理所当然，这也是我的问题意识，为什么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却没有能够让当代的中国人对经济学的价值谱系有恰当的认识。
当我们说理性经济人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经济，什么是人。如果把我们的问题意识放在经济学思想史的流变中考察，或许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到今天为止，我们仅仅思考过经济这个名词。没错，经济学作为一门演化而来的学问，在最初期的时候，就是一门宫廷理财学。但是，，当初惟一的理财属性，就变成了容纳理性主义和人性论的综合的思想与科学。
所以，斯密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三个属性整合起来的一门缜密的科学：
——理性主义思想
——人性论思想
——理财方法
显然，立足于上述具有三一秩序的经济学体系的描述，今天的经济学界，在理性主义和人性论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史资源上，正在与斯密的经济学渐行渐远。
这样的描述，隐含着重要的思想史资源和重要的方法论资源。
当我们讨论思想史资源，是指斯密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从笛卡儿开始，一直到康德，中间出现了如帕斯卡尔、莱布尼兹、约翰洛克、斯宾诺莎、大卫休谟、克尔凯郭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围绕唯理论、经验论和人性论展开长达近二百年的讨论，形成了深厚的思想史资源。斯密全部的思想呈现，都以这种思想史资源为参照系。
当我们说方法论资源，是指兴起于欧洲教会传统的三一论秩序。从方法论意义上，三一论秩序才是最稳定的秩序，一件事物必须拥有三个属性，而三个属性必须指向一件事物。
显然，今天的经济学家，我说的是整个经济学界，不仅已经远离了理性主义思想史和人性论思想史的传统，而且对三一论的方法论秩序完全陌生了。这到底是思想史的一种改进，还是一种堕落，是一个问题。
至于后发的中国经济学家，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系统接受过理性主义和人性论的思想史训练。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的心目中，经济学仅仅是一门理财的学问，在政府，就是为政府理财，在民间，由于政府理财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使得每个人关于财富的人性本能得以激活，构成一种醒目的个人理财时代。
所以大量的经济学都以自己成为政府智囊为人生最高境界，而大量的民众只要能挣钱，也就不再关心其他的事物了。仿佛我们只要有了财富，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道德伦理秩序，可持续发展，我们则完全弃之不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