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我是完全的女权主义者”

发表于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我是完全的女权主义者”

Je suis radicalement feministe

厄苏拉·提德 /文

马景超 /译

在法国第二波女性主义爆发之前，1965年，波伏瓦接受了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的两次重要的采访，谈及了她的女权主义和女性的状况（Jeanson 1966：251-298)。让松是《第二性》的一名支持者，曾与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在《现代》工作，并鼓励他们开始参与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运动：这一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期间争取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独立。波伏瓦在这些访谈中解释了她对于性别差异作为一个“文化的事实”的理解，性别差异是社会组织方式的结果，是被构建出来的一个主要的社会差异。在这里，波伏瓦第一次宣称自己是“完全的女权主义者”(radicalement féministe），因为她从根本上反对性别差异的决定性作用（Jeanson 1966:258)。她还感叹在1960年代，精神分析仍在声称女孩经历了“嫉妒”。波伏瓦质疑了女性的情欲是否与男性的有那么大的不同，也怀疑男性的情欲经验是否也与女性的一样多种多样。波伏瓦强调，虽然她承认在当代社会，作为社会群体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她不认为任何个别男女之间有本质区别。她谴责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但是也疑问为什么女性和男性会在这样的情况中共同生活。她同意让松的观点，认为在1960年代中期，性别关系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

波伏瓦指出，母职有可能是积极的经验，虽然她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其与父职（fatherhood）相区分。比起写作《第二性》的时候，她现在对于观察儿童发展有了更大的兴趣，因为她对于精神分析更感兴趣了（Jeanson 1966：283）。她还指出，父职可能是和母职一样有趣的经验，尽管在她看来，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更加鼓励与怀孕和生育有关的母性的自恋。她说，在她所有出版的作品中，她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第二性》。

在法国第二波女性主义初始时，波伏瓦开始参与各种方式的女权主义斗争。在此期间，波伏瓦在理论上最接近法国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倾向。她坚决拒绝差异论的女权主义，因为，正如她在《第二性》中所表示的，“性别差异”的话语在传统上被父权制滥用来压迫女性。她认为差异论女权主义是拥护一种新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因此，她一直拒绝任何被压抑的女性差异这样的概念，。波伏瓦对于性别的分析仍然是坚决反对将其自然化，认为任何提及女人的“天性”或女人的母性“天职”都是阻碍女性的解放和自主性。她也不满于她所看到的差异论女权主义作者的精英主义风格，例如埃莱娜·西苏，其深奥费解的作品难以被一般女性理解（Beauvoir 1979b:229-230)。

1972—1982年，波伏瓦参与了一个重要的系列访谈，访谈者是德国的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这个系列访谈对我们研究她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很有用处（Beauvoir 1984）。施瓦泽采访波伏瓦，最初的目的是推广她眼中的波伏瓦“转型”为女权主义和为女性解放运动筹款。在第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解释说，她在1971年11，，因为她意识到，在《第二性》出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女性的状况还没有真正得到改善。波伏瓦解释说，她对女性解放运动之前的女性团体的改良派和立法路线感到不满，而被1968年后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的激进性所吸引。在《第二性》结束部分，，女性的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她着重倡导了一种特殊的斗争，与相联合，女性与男性一起为女性平等而斗争。，她的理由是女性要除开男性来分析自己所受的具体的压迫，还因为，即使男性在某些方面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他们毕竟可以从中获利并将其意识形态内在化。

在1972年的与施瓦泽的第一次采访中，，并驳斥了所有的异性恋关系必然具有压迫性的观点。如她在《第二性》所说，波伏瓦主张带薪工作是女性独立的必要前提，女性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实现自主权。为使女性能够对抗男性的侵略，她接受自卫性的有限度的暴力。

施瓦泽在1976年再次采访波伏瓦，这时堕胎刚刚获得合法化不久。尽管有此进步，波伏瓦提醒读者“免费堕胎”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反弹，她认为这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女性的手段，男性可以此为由向女性施压要求进行性行为。这篇采访中，她声称女性解放运动的很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使她的许多观点更加激进了，。在这里，，例如，她拒绝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理由是家务劳动应由所有家庭成员分担。在这里，，虽然她声称，同性恋就其本身来说，和异性恋一样具有局限性——不过，与她在《第二性》中和1972年的施瓦泽采访中所表达的对于的看法来说，这体现了她思想上的一个发展。

施瓦泽的第四个采访于1978年波伏瓦的70岁生日进行。在这次采访中，她解释说，她想在她的回忆录中对于自己的性经验给予坦率和平衡的讲述，并说，她并没有意识到性经验，特别是她自己的性经验在自传中的表达，会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她还评论了她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兴趣，说如果自己年轻一些，也许会写一本对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研究，并暗指了女权主义理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露丝·伊里格瑞（Luce Irigaray）的《他者女性的窥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1974）、《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1977）。1977年，波伏瓦曾谈到她对于伊里格瑞的作品的兴趣，虽然她也抱怨了她所认为的《窥镜》一书中的令人费解的拉康风格，以及她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缺乏大胆的批评（Beauvoir 1979b：228)。

1980年和1982年，在施瓦泽进一步的采访中，波伏瓦讨论了她与萨特的合作工作关系，说他们一起发展了一些哲学问题，但是，她反对他对于自由的想法，而是争辩“情境”的重要性——而萨特后来接受了这一观点。波伏瓦也否认曾与女性有过性关系——这并不准确，不过她在1978年接受施瓦泽采访所说的话可以解释她为何这样说，她在那次采访中曾说道现在她是不可能坦率地谈论自己的性生活的，因为会牵连到她身边的人。最后，波伏瓦拒绝“新女性气质”的出现和母职的神秘化。当被问及女权主义是否已经失败，她说它只触及了少数的女性，虽然像堕胎权斗争这样的大规模运动已经涉及了更大的人群，而他们将女权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

施瓦泽访谈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使我们能够看到波伏瓦的对女性的情境的思考的演变，不仅是那些在《第二性》中表达过的思想如何发展，并且体现了这些思想的发展与1970年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的关系。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活动使她身处1970年代女权主义的辩论和运动的核心，也使她调整她的一些观点，例如对于性经验的观点。这样，《第二性》中所提出的理论，慢慢变成了女权主义实践。

在1975年，接受约翰·杰拉西（John Gerassi）采访时，波伏瓦进一步评论了《第二性》的影响和她自己的女权主义（Beauvior 1976:79-85)。在这里，她拒绝认为她对于女性情境的研究构成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特别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因为当时大多数女权主义活动家都还过于年轻，不可能受到它的影响（Beauvior 1976：79）。这是她相当谦虚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美国女权主义者都承认《第二性》对她们的工作有重大影响。这次采访，波伏瓦将她自己的生活描述为一个例外，因为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有着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所无法具有的选择和机会。她认为和父权社会的其他各处一样，性别歧视同样存在于左翼组织中；因此，女权主义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应独立于而进行（Beauvior 1976:80)。，，如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父权价值观仍然未受到任何质疑。她认为，，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重要发展之一。

波伏瓦认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就定义上而言一定是左翼的，因为她是争取完全平等——对于性别平等的追求中包含着社会平等（Beauvior 1976：81）。她还维护了女权主义和女性的唤醒意识（consciousness-raising）群体来探索她们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将之与在美国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相关联。但是，根据她的经验，Beauvior 1976：83）。

波伏瓦认为，女权主义的进步，只能依靠有利于女性解放的新法律（如1975Beauvior 1976：84）。最后，她说，如果她要续写《第二性》，它必须是一个根据实践而不是理论发展而得的集体项目。在她看来，所有的革命斗争都应该从实践中发展理论（Beauvior 1976:84)。这是波伏瓦的一个关键性的承认，表明她自1940，。

1973年，波伏瓦对于分析日常语境中的父权制权力影响的重要性的信念，使她决定在《现代》增设一个专栏“日常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这一举措旨在揭露针对女性的歧视性的行为和语言，与不同，性别歧视往往被忽视，Francis and Gontier1979:514)。例如，在言论和写作中使用贬低方式谈论犹太人或黑人是非法的，但如果是印刷物和讲话中贬低女性，则是完全合法的。这种日常的性别歧视是非常普遍的，这正是《现代》所力图披露的。一年后的1974年，波伏瓦也被任命为女性权利联盟（League for Women’s Rights）的主任，这一组织关注的主要是被虐待的女性和一些其他问题。

不久之后，波伏瓦担任了《女权主义问题》（Questions Féministes）（后改名为《新女权主义问题》［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的编辑部主任，这是一家创刊于1977年的激进女权主义期刊。最早的一群人中包括了后来成为法国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克莉丝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之后还有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和作家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的加入。波伏瓦虽然没有在日常操作的层面上参与这家期刊，。《女权主义问题》从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女性压迫问题，“致力于将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来分析，其中男性和女性构成不同的阶级，有对立的利益”（Jackson 1996：22）。

《女权主义问题》发行了约三年，，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内部也有此辩论的背景下，最终解散（Duchen 1986：22-25）。这次在《女权主义问题》和更广泛的女性解放运动中辩论的问题并不局限在法国，对于如何追求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的问题和如何保持与男性的个人与经济关系的问题，也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将激进女权主义者分裂开来（Jackson 1996：23）。《新女权主义问题》由德尔菲发起，以取代《女权主义问题》，并再次推举波伏瓦作为挂名主编。波伏瓦则谴责维蒂格的激进立场和她的支持者，指责她们将异性恋女性从女性的阶级中排斥出去。

1978年，在《第二性》出版30年之后，在《世界报》的采访中，波伏瓦获得了另一次机会来宣传自己的女权主义。在这里，她依然保持她原来的想法，认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Beauvior 1979c：583)。因为男性对女性解放所产生的增长的敌意，女性的处境在1970年代末有所恶化。新的堕胎法案并没有得到充分执行，而非法堕胎仍然普遍存在。波伏瓦承认，新的职业机会向女性开放了，但她指出了在就业市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仍使妇女无法达到最高的职位。她认为，虽然某些职业，如法律、教学和医学，已有更多的女性加入，但这些职业的价值同时也降低了，或者女性仍被隔离在这些职业中一些较低声望的位置，例如，在儿科和助产位置上有大量的女性在工作（Beauvior 1979c:587）。女性在打击性别歧视问题中所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将是争取同样的劳动应获得同等报酬和家务劳动的共享。她对于法国的那些主流都不抱信心，因为在她看来，它们都不关心女性的问题。她怀疑如果法国政坛有更多的女性，是否会有利于改善女性的状况，，。在波伏瓦看来，过去的25年中，女性处境的相对改善，主要是归功于女权主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成使命（Beauvior 1979c: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