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nterland, Urbanized?
腹地，城市化？
文／尼尔·布伦纳 Neil Brenner
译／徐苗 XU Miao
尼尔·布伦纳／哈佛大学GSD设计学院教授，城市理论实验室主任
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生态水文过程的山地城市水空间规划方法研究 ”（51478056 ）资助
※此次系中文版首发，英文原版发表于Architectural Design（Neil Brenner, “The Hinterland, Urbanized?” AD / Architectural Design, July/August, 2016, 118-127）
，2003年？）即宣称城市居民已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 作为一个大家耳熟能详、来源可靠、不容置疑的事实，该数据通常在讲座（或是学术文章、研究报告、政策纲要、设计提案甚至课题经费申请）的开头被抛出，铺垫下文。全球性的城市化概念虽然发源于对19世纪欧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工业化现象的分析，但在今天已成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框架1。这个令人过于熟悉的开场白往往使人忽视了演讲者在视角与框架上的设定；听众的思维已经游离，等待进入正题—关于城市在当下全球转型中的作用，关于重构中的城市。演讲也确实迅速进入了这些议题，继而展开辩论—关于城市。而每个人似乎都认同这些讨论中的城市是当今城市时代（urban age）的基本空间单元。那么，难道城市这个概念还可能有其他所指吗？
城市化的谬误
令人诧异的是，城市化长期以来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概念，似乎它只是作为谈论人类空间集结的自然趋势时所铺陈的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背景。在此状况下，正如罗斯·埃克索·亚当斯所说，“城市化这个词与天气非常类似，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外部存在’，一种由于过于‘复杂’而很难成为可以就其本身进行考察的对象，只能被描绘着，被监控着，被比较着，被记录着。”2这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准环境主义的城市化解读在20世纪里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在更近的几十年里，城市化的自然主义模型在“大数据”科学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强大生命，它倾向于将城市密度视为一种与闭合生态系统基本类似的情景—遵从科学定律、有可预见性并因而具有技术可控性3。
，以及全球大多数主流城市政策、规划与设计讨论，都是通过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经验主义的语境（dispositif）来理解城市化现象4。作为一种可普遍复制的人类居住模式，城市化被认为将同时导致城市空间的增长与扩散。因此，当今城市时代即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反映了城市中心人口累积增加的集聚趋势。在这种思路下，城市时代的宏大叙事框架不但用于现象解释，还为发扬地理学家特里·麦吉所谓“城市优势”5所进行的大量空间干预做了正当性辩护。该城市化策略的共同目标是致力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肿胀型城市”（Hypertrophic City）—通过加密与拓展现有的大都市圈，通过在昔日的乡村地带或交通走廊新建城市定居点，或者通过精心策划貌似完美却后患无穷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移民的同时征收土地、兼并农产品加工业、掠夺生态资源6。
然而，将城市增长作为城市化愿景根本近于自欺欺人。。其原因非常简单：，导致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全球性城市化比较时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社会学家金斯利·戴维斯早在1950年代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性论证7，但至今悬而未决。例如近十年内， 个国家按此标准），其基础门槛从200 至50000 不等，至少有23 个国家取值标准为2000，而另有21 个国家规定以5000为限8。因为划分城市的标准不同而导致此国与彼国的“城市”地区差异巨大，有关可比性的问题层出不穷。而其他的131个国家则综合采用了多样化的补充标准，包括行政管理的标准、以密度为基础的标准、基础设施标准以及社会经济的标准等，给本已极其混乱的国际数据标准体系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是否某些行政区域应该被自动划归为城市？如果可行，什么样的人口密度标准是合适的？是否应该将各种非农就业人口计入城市区域（例如印度，尽管只计男性居民）？简而言之，，都显示了50%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城市化状态只是一个数据加工品，是对基于不同定义与测量标准而来的各国统计数据的简单加和，而以城市为主体的世界观则很难自圆其说。
外部结构(constitutive outside)的内化
当今城市时代这个语境存在更深层次的理论性问题。即便对与人口、社会经济与空间重构相关联的“城市”增长特性的描述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连贯性（比如，通过连续指数反映地理空间的集聚程度），问题依然存在：如何以概念性术语描述城市化进程9？虽然城市化被普遍视为定位各种空间关系的、客观的整体背景坐标，其进程本身必须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样做至少能揭示目前在认识论上存在的两个主要缺口。在当前对城市认知的垄断性话语体系下，这两个缺口属于逻辑上无法解决但却一直反复出现的分析性问题。
首先，主流的解释框架认为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以人居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全球扩散。但众所周知，这些假定的普适单元具有多样的形态构成，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重组，经由一系列制度、、社会、军事与环境的力量居中调停，与其周边地域、景观、生态及其他更遥远的定居中心缔结差异化的链接关系。如果承认集聚模式在事实上的异质性，那么一个普适性的“城市”概念是否依然成立？反之，如果我们抛弃这种对城市性认知的垄断式的单一指向，我们是否也必须抛弃将城市化视为一个普遍性的空间扩散过程的愿景？异质、差异与多元杂糅之所以获得认可，不仅因其反映了城市化所具有的离散与事实上的复杂性，还代表了城市化进程本身所蕴涵的系统特性10。
其次，在城市时代的垄断语境下，城市化被定义为“城市”增长，那么城市也被视为具有空间界限的人类定居单元。若将“城市化等同城市增长”和“城市有空间界限”这两个“常识”联系起来并进行逻辑推演，其结果是城市单元与其外部非城市区域之间需有明确的划分。然而事实证明，划出一条连续的城市/非城市分界线是完全不可行的，尤其是从19世纪以来资本在全球的加速工业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状况来看。在主流城市认知中，对非城市区的“结构性外部”的划分确实曾经十分必要，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辨别城市本身的特征；但这种划分也无法完成，因为（a）没有固定标准来区分城市区与非城市区的“类型”，（b）即使在城市区与其外部非城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条线也在各种空间尺度范围内被持续的突破和调整（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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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年，智利北部，丘基卡马塔的铜矿。所有类型的工业原料开采，比如铜矿，都会涉及地表与地下的高技术工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以便为全球大城市提供必需的原材料与矿物质。
尽管主流地理学界持续强化非历史的定居分类法，即城市、乡郊、农村与荒野，但大型聚居中心向其边缘地带及外围地区进行无休止的领域扩张，是20世纪规划师与设计师的普遍共识。实际上，城市领域的拓展虽然在正统史学叙事中有被逐渐弱化的趋势，但仍然可以说是构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而并非仅仅聚焦于稠密的、有空间界限的聚居单元的内部11。
与空间扩张并重的是，资本主义集聚发展的路径总是与非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更新紧密交织在一起，而这些非城市空间通常远离主要的资本、劳动力与贸易中心。芒福德将这种联系描述为“构建”（up- building）与“解构”（un- building）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建设空中、地面及地下的支撑性工业基础设施群与毁坏周边自然景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向城市供应燃料、生产原料、水和食物以及处理城市垃圾的过程中被日益强化12。从圈地运动启动最初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增大土地利用强度、实施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再到为支撑开采、耕种、制造与流通而对腹地经济采取的渐进式工业化改造，剧烈且不均质的城市增长已在整个地球直接引发了一场产业与自然环境的剧变（图2、3）。在这场剧变中，乡郊、农村与腹地从未仅是一个支撑大型人口中心在前台运作的幕后“影子区域”。不管人口统计学上的构成如何，从恒河平原和爪哇岛上密集的城镇网络，到西伯利亚的不毛之地或戈壁荒原，纵观全球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历史，非城市空间早已不断地被整合、吸纳进支撑城市营造的进程中。因此，与那些长期占据城市学家所有视线的大型密集城市中心一样，这些非城市空间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战略中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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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年，阿根廷，科尔多瓦省，大豆生产景观。跨国合作使工业化的大豆生产扩大至阿根廷的几个主要农业区，导致了标准化的基础设施景观，以及农用化学品引发的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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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2年，沙特阿拉伯，沙漠的农-工业基础设施。几十年来，地下水支撑了沙特阿拉伯沙漠高度机械化、理性化的农-工业体系的土地利用。今天，地下蓄水层正在枯竭，沙特阿拉伯在全球小麦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将迅速下降。
面对空间格局在“建构”与“解构”间持续的此消彼长，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杂糅式景观中不断扩张的城市，一个以人类定居点为基础的城市化概念是否依然成立？城市“现象”是否仍然只能被孤立锚固于都市内部14？事实上，一旦打破城市/非城市这个点状思维所强的加约束性分析框架，将瞬间突破主流城市理论的静态二元格局：都市与乡郊、城市与农村、内部与外部、社会与自然等；新的分析视野也将由此展开：重塑城市化的地理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梳理空间聚集的多样化模式与途径，重新阐释涉及多元地域与产业活动（农业、采矿、林业、物流与旅游等）的非均质性城市网络的不断构建与更新。而当今城市时代所使用的乡郊、农村、腹地与荒野的传统概念使这些产业活动至今被错误地归类（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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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6年，佛罗里达中部，磷酸盐矿井。磷酸盐是工业化农业所使用的肥料的基本成分。只有通过对区域景观进行基础设施性的整体改造，磷矿才能够被开采、处理与运输，而这一切通常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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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0年，中国渤海湾沿岸，都市-工业基础设施。正如这张盐业和水生有壳动物养殖业的图片显示，工业城市化空间肌理的理性化空间布局不仅包括海湾沿线，还覆盖了陆地与海洋间的各支流界面。
如果说城市/非城市的传统城市认知体系存在盲点与盲区，那么是否一个“去外部化”的城市理论恰好能为全球城市化中新兴景观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些新的创造性视角（图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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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6年，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森林砍伐。从20世纪90年代起，亚马逊河主要的森林带被逐渐清除，以推进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与长途物流运输基础设施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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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9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工业化的农业。
通过在美国中西部广泛推行精耕农业，机器化种植、施肥与收割技术已根据当地条件在个人田地的尺度上进行客户定制，而不是标准化的应用于农场或农业区域。
别样的城市化愿景
这里所建议的理论框架为重新认识城市内外的具体复杂性，更为重新研究与定义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为理解并进而干预当代城市化进程打开了新的窗口。正如克里斯蒂安·施密德与我曾撰文详细论证过的那样，只有通过彻底突破既有的城市认知，突破该认知所捆绑的对城市状态的片面理解，才可能填补当代城市研究与实践中认识论的缺口16。任何领域的思考与行动，只有当历史条件动摇了既有的错误框架，并就理解与改造世界的认识基础展开一场深刻的追问，才能产生新的诠释方式。有证据表明，在展开批判性研究的城市学家中，关于认识论的讨论正日益增多，城市理论领域似乎正在此追问中上下求索。在此背景下，许多建筑师、景观理论学家与设计师近来对农村、乡郊与腹地的重新关注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虽然这种关注可能仍然十分模糊。而目前有待观察的是，这种焦点的变化是否只意味着设计地点的变更：一个由建筑师发起的名为“回归土地”的战略性转移，是否只是试图为创意寻找新的有意思的场地？这场建筑学背景下的全球性非城市空间的探索是否真正能为我们这个新兴全球城市表皮激发新的分析思路、可视化手段与设计？这里有两个总结性的命题，希望能为这些努力提供一些方向：
过去，描述“非城市空间”的传统词汇（农村、乡郊和腹地）被锁定在形式的框架里，试图将其从分析逻辑和地域上与“城市空间”分开。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新的诠释思路，重新勘察城市化在地球上所呈现的多样化地域、景观与生态系统；这种城市化与“城市”并非二元对立，也不会贬低城市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持续地构建适应于地方文脉的、在地化的聚集模式，但同时也不断地将非城市空间改造为高密度、大规模的工业基础支撑设施，即所谓的功能景观区（operational landscape）。在传统的腹地概念中，土地所蕴含的各种自然的“恩赐”（比如原料、能源、劳作、食物、水）理应被适当地加以利用以生产基本的日用品；而功能景观区是对农业、矿业与物流等活动进行工业化改造，以促成利于（通常是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制度、基础设施、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的最佳状态。更进一步来说，腹地仅在既有的地面上“自营”基本日用品，而功能景观区则是通过积极的巨型都市-工业空间构筑活动将其整合起来，在因势利导的安排下加速与增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资本积累。
对多样化的全球非城市空间所进行的建筑设计与规划干预而言，以上这些想法虽然仍需进一步探索，但他们至少能对目前的城市化方式提出质疑，例如在乡郊地区建造堡垒式的寓所或是任何私人的飞地，不管其目的是为了打造生态设施、促进奢侈性消费、满足个体的愉悦还是进行专业化的工业出口活动。相应的，这些想法强调了在人类共同的世俗生活所依赖的各种集体场所、地区、地域与生态圈之间，、民主协调的、环境健康的、有社会意义的关联方式，也暗示了这种努力可能遭遇的挑战。设计师们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道德选择：是站在帮助资本积累的立场，打造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功能景观区；还是探索新的方式，正确认识与重新构建面向集体使用与公共利益的、非“城市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化。
这里所勾勒的去意识形态化视角，恰好能为正在非城市区域或为其工作的设计师们所用。对于通过占有与破坏全球腹地和功能景观区的环境，通过将我们的城市生活方式与以积累之名的无声暴力相链接的包罗万象而又隐匿的关系网络，我们该如何呈现它，剖析它？当设计师们将独特的空间智慧与可视化能力应用于其工作场所，他们正是在构建反映地球非均质城市肌理的、新的认知地图。这些地图将为希望以更进步、包容、平等与生态的方式重塑这些肌理的所有人提供亟需的方向。
以上观点质疑了膨胀型城市的教条，即普遍认为城市的持续扩张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也为构想另一种模式的城市化、非正统城市化（alter- urbanization）描绘了新的地平线。事实上，多元的城市化是可行的。城市化并非技术或经济法则所能预先设定，，权力、想象力、努力与尝试的过程与成果。例如，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在注重区域发展、资源平衡管理与生态监督的整体性框架中培养各种社区形式，构建允许差异化基础设施性布局的城市模式？又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展望一种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扎根于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的普通家庭与社区，将仍然能够享受通达的公共基础设施、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也许，正是深入于全球非城市空间中的设计机构，将推进上述以及其他形式城市化的构想与创造。
图片来源
1 Google earth, Image @ 2016 DigitalGlobe
2 Google earth, Image @ 2016 CNES / Astrium, Image @ 2016 DigitalGlobe.
3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地球观测站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
4 美国国家地理勘测部（USGS），http://remotesensing.usgs.gov
5~7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地球观测站，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
注释
1 Neil Brenner and Christian Schmid,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 3, 2014, 731-755.://esa.un.org/unpd/wup/.
2 Ross Exo Adams, “The burden of the present: on the concept of urbanisation,” Society and Space, http://societyandspace. com/2014/02/11/ross-exo-adams-the-burden-of-the-present-on-theconcept- of-urbanisation/
3 Brendan Gleeson, “What role for social science in the ‘urban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 5, 2013, 1839-1851.
4 Brenner and Schmid,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5 Terry McGe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Bell & Sons, 1971.
6 Max Ajl, “The hypertrophic city versus the planet of fields,” in Neil Brenner ed.,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4), 533-550;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7 Kingsley Davis,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5), 1955, pp 429–37
8 ChandanDeuskar, “What does urban mean?,” Sustainable Cities blog, The World Bank, http://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 what-does-urban-mean.
9 Neil Brenner and Christian Schmid,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 CITY, 19, 2-3, 2015, 151-182; Neil Brenner,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 25, 1, 2013, 86-114.
10 See Jenny Robinson,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1, 1, 2011, 1-23; and Ananya Roy, “The 21st 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 Regional Studies, 43, 6, 2009, 819-830.
11 详见 John Friedmann and Clyde Weaver, Territory and Fu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与此相对应，彼得.霍尔的《明日之城》（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2002）对城市规划史表现了一种坚定的城市中心论。
12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446-481.
13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by R.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970]; Brenner and Schmid,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15 Neil Brenner, “Urban theory without an outside,” in Implosions/ Explosions, 14-35.
16 Brenner and Schmid,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
（此专栏刊登于《住区》杂志
总第77期《乡见与乡建》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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