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曾经的同事的电话。他告诉我12月3日重庆作协将在重庆文理学院举行一场“韩青文学作品研讨会”，届时将有不少知名学者、作家莅会，而我们作为经历过夏老师指点的“门徒”、他的作品最初的一批读者，理应不错过这个学习和拜访的好机会。
当时，我离开文理学院已经两年多，而在相同的校报编辑岗位上，却依然还能不时得到夏老师悉心的指点，也有机会在一些校报界的会议上相遇。就在得知研讨会召开的前一个星期，夏老师还曾作为我们重庆高校校报研究会前任会长、好新闻评选专家，与我一同参加了当年的重庆高校校报年会。那次会面，他和我细致聊及我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但竟然对他的创作生涯里如此重要的事件只字未提。遗憾的是，研讨会召开之际，恰逢我校报出刊的周期，我没有能赶回永川亲临盛况。当我打电话给夏老师表示歉意时，他立刻表示了理解：“什么也比不得工作，按时出报纸重要！”作为与他共事两年，受教一生的学生，我了解，这并非由于他认为我没有资格参加，而是他为人的低调。
因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遗余力地向别人夸赞我的文采、肯定我的优秀，以至于他的很多朋友、同事、得意门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你就是夏老师常提起那个名字和文风都像男生一样大气的XX”；在我刚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引荐并没有什么像样文学创作的我加入了永川区作家协会，甚至推荐一些重庆作协知名作家的作品给我，让我撰写作品评论在期刊上发表……现在想来，那样没有一丝保留的鼓励和肯定，不仅为我搭建了一个原本需要长久积淀才能企及的平台，更是对这样一个向来自卑怯懦的我铺就了一条难能可贵的发展道路。
人生的一种幸运，就是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贵人。而我想我更幸运的地方在于，离开了校园以后还能得到师长般的教诲和呵护。夏老师是我人生的“伯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7年的春天，我正处于四处求职碰壁的挫败和失望之中。在经历了以记不清次数的招考、面试的杳无音信之后，我把在重庆文理学院报刊编辑部与夏老师的见面，当做了一次普通的面试。简要陈述自己的经历之后，我已记不清他问了些什么问题。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就决定录用我，不是因为我是由谁推荐而来，也不是因为我多么能言善道，恰恰是因为我的拘谨和质朴，诚恳不张扬。他觉得，“静得下来”，是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必须的素质。也是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编辑部恰好有名老师调出，所以才空出一个编制。当时还有另一个和我相同专业的研究生也被推荐到编辑部。面试我以后，夏老师没有再考虑其他的人选，我就自然没有了其他竞争对手。虽然工作单位不在主城区，但经历了求职路上的磕磕碰碰之后，我也深知一个公办高校正式编制的岗位的难能可贵。就这样，在些许迷惘和焦虑的心情中我曲折的求职过程终于尘埃落定。
当时文理学院的机构设置还是报刊编辑部，也就是学报编辑部和校报编辑部合并办公的一个部门。作为部门负责人夏老师自然也要同时担负期刊和报纸的主编工作。尽管我是编辑部当时引进的第一个全日制毕业硕士研究生，并且在研究生阶段有过在出版社实习和编校著作的经历，但夏老师并没有把我安排在看似更有技术含量、我也更加熟悉的学报编辑岗位，而是让我做校报编辑。求职的阶段，我曾寻求过教师、辅导员、出版社编辑、公务员等等岗位。而当一名校报编辑，却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一天到办公室，翻开那些从泛黄到崭新的合订本，我对一期期四开小报的编辑流程还是一无所知。上岗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从“画版”编排开始。拿出版样纸，夏老师开始手把手教我这个有些看似简单乏味的“技术活”：先数文章的字数，然后确定分栏，文字部分用“Z”代表，图片用“X”代表。说起来并不难的事，对于我这样一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来说，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尝试画了几版，看来总欠美观，也不知道字数究竟有没有算准。一两年以后，作为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年轻人，我和同事很快“抛弃”了这种繁杂又缺乏准确性的排版方式——自学飞腾排版软件。电脑排版让这个工序简单了很多，不用再一趟一趟地跑报社排版室，甚至可以直接跳过印刷厂排版这个步骤，只需微调就可以了，修改版面也大为简捷方便。而从铅字排版的年代经历过来的夏老师却始终不太认可这些先进的新生事物，他觉得我们学电脑排版都是为“偷奸耍滑”。
其实，“古板”的夏老师对所有现代化工具都是抗拒的。已经出版了数本新闻作品集、小说文集和研究专著的他至今还坚持手写稿件。这种我们难以理解的固执和辛劳恰如他对待文字的谨严和专注——认真的写作是不可能在敲敲打打键盘中完成的。已经不记得第一篇独立采访的新闻稿的内容，但清楚记得夏老师在上面修改的密密麻麻如蜘蛛网的痕迹，让我感到无比羞赧。虽然之前也在大小报章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对文字颇有几分自信，但对于新闻写作我是仅仅停留于书本理论，实践为零。夏老师给了我几本书，是他写的一些新闻作品的合集——报告文学《为了未来的园丁》、《春天，我们在这里播种》。那些像小说般生动曲折的细节描写、立体可感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的素材挖掘，成了我通讯写作的启蒙教材。在后来的采写实践中，夏老师一直强调的通讯写作的“文学性”对我的影响日益加深。不久后，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人物通讯的采写，也得到了夏老师的充分肯定——“悟性很好，上手很快”。对新闻写作越来越有心得之后，我的稿子也越写越长。此时，。这种国家级报刊的版面之珍贵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当然也不长，但其中的人物刻画形貌生动，神气活现。“新闻的好坏不是以篇幅长短来衡量的，抓住亮点才是重要的。”这让我明白新闻语言的简洁练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夏老师也很鼓励我的自由创作，“你是编辑，要把副刊当作阵地好好用起来。”原本以为编辑刊用自己的文章不太合适，但受到夏老师许可，我找出读书时恣意写下的一篇随笔《在陌生的城市行走》，以“念乔”的笔名登在了版样上。没想到得到了夏老师审版时“一字不改”的肯定。从事编辑工作数年以后，我才感受到，出于职业习惯，面对一篇文章动笔修改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动作，真正能一字不改的文章少之又少，可见这是夏老师对我一种多么实在的肯定。我们都是内敛含蓄不善言辞的人，而从那以后，除了私底下改稿时一丝不苟的批评建议，在旁人面前，我听到的都是夏老师对我不遗余力的夸赞，时常让我受宠若惊。直至现在，我耳边还时常响起一个让我备感愧疚的声音：“不要满足于写点公文式的新闻稿，有精力要多创作一些自己的作品。”当然，懒惰的我做得并不好。
当编辑需要理性严谨，搞创作希求文思飞扬；写新闻要通达明了，写小说要意蕴含蓄。这些看似矛盾的组合，在夏老师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夏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既有《邱员外传奇》、《况二先生》、《第二个老太婆是假的》这样带有虚构色彩的反讽小说，又有《菲菲小姐漂流记》、《文秀》这样情感细腻、在今天读来有些小清新、“文艺范儿”的作品。尽管不少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但即使我这个叙事文学方向出身、自诩现当代文学作品读了不少的研究生，读来也颇有感触。夏老师说，他小说里不少人物是有原型的。在那个文学创作兴盛的年代，他的作品拥有不少忠实拥趸，其中还有我读研究生时为我们开过西方文学课程的老师。因为担任编辑部主任，繁重的行政和事务工作使得夏老师在创作方面的精力少了很多，靠着挤出来的时间，他依然笔耕不辍。一方面，他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周围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常常半开玩笑地批评我“你有才华，就是懒得像猫一样。”刚踏上工作岗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迷惘的我并没有把创作、搞研究、争取项目这些问题放在心上。是夏老师时不时提醒和指点包括我在内的编辑部的年轻人，还在他的科研项目里带上我们的名字。因为这样，我少了很多周末逛街、晚上休闲的时光……的确，我是一个慵懒和有严重拖延症的人，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这种期望是一种压力。然而，时隔几年，当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和单位后才真正感觉到，这样的鞭策和关心对于一个缺乏自我约束和规划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生都难能可贵的际遇。
当然，夏老师也有“有求”于年轻人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清凌凌的桃叶溪》和《小塆风云》最初的手写稿就是由我们这些年轻人和实习学生敲成电子文稿的。《清凌凌的桃叶溪》在成书出版以前，更是在校报副刊上连载。他一边校改，一边和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我讨论。有评论家认为夏老师早年的一些短篇和两部长篇小说可谓“风俗史”，而我所知的是，这大概和他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有关。无论是《清凌凌的桃叶溪》里对思想禁锢环境里渴求梦想和知识的人物抒写，还是《小塆风云》里对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风情画的描写，他的作品里闪耀着鲜明的乡土文学色彩，很多文学研究者也把他归类为“乡土文学家“。
其实，，母亲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学生。恰是因为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家庭背景，他度过了了一个父亲早逝，母亲被迫带着他下放农村的童年和青少年。然而，常常听他对我们讲起的，并不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生活的种种艰苦，而是他对读书和知识的如饥似渴的追秀。曾经读过夏老师自撰的文章《书虫记事》，其中回忆了他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广阔天地”里追寻读书梦想的故事。从小学起他就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里抠出一毛两毛钱存起来买名著，宁愿饿肚子也要读书。由于就读的民办中学停办，年仅12岁的他只读了两学期初中就辍学回家务农。一贫如洗的“广阔天地”并没有掩盖他的梦想，挥洒汗水在田间劳作的他心里依然装着书上故事……有一次，为了翻墙出去读书，他不小心摔伤，这个因书而伤的印记至今还留在他的脸上。在那个“读书无用论”蒙敝人们眼睛的年代，他的追求并不为他人甚至母亲认可。于是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独自生活。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之后，别人已早早歇息，他却点起蜡烛读书到深夜……他在《书虫记事》中这样写道：“就为了能够在辛勤劳作之余自由自在地翻上几页书，或者在油灯下信笔涂抹上几句什么，我无怨无悔……”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夏老师年过三十才有机会踏进了大学校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读书梦。也许亦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加之夏老师的爱人秦老师也是爱书之人，他们的一双龙凤胎儿女自小就嗜书如命，酷爱学习，，如今都是留学海外的高材生，令人艳羡的同时也感慨言传身教的力量巨大。和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与新中国同龄的夏老师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波折淡然置之。虽然出身于旧官僚家庭，但他一直信仰并热爱着中国，早在1987年就入了党。闲暇时他常常以自己受党的教育，获得读书和求学的机会，得以在大学就职，过上安稳的生活的经历，告诫年轻人要懂得感恩。他说是因为有中国的英明领导，全中国人民和自己才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能感觉到，这样的感慨不是道貌岸然的“表面文章”，而是像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发自内心。
从创作第一篇短篇小说《雨夜》开始，夏老师就为自己取笔名韩青。他自己说这个笔名取自“贫寒清白”之意，希望永远“清清白白地搞纯文学”。不过，学校安排他担任学报和校报的编辑，他也欣然答应了，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试想如果没有行政和业务工作的干扰，他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实纯粹”的人。听同事说，有一年合家团聚的除夕夜，他仍然在办公室在编校学报……其实，20多年来他一个人兼顾校报和学报，经常是深更半夜还在办公室写稿，编辑，从来没有完整地过一个节假日，甚至从未请过一天病假或事假。2008年，我与夏老师共事仅一年多后，因为年龄和学校机构整合，夏老师从报刊编辑部主任和学报、校报专职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到文传学院当了一名普通老师，教授《大学语文》、《报纸编辑学》等课程。告别了付出艰辛多年、取得不少荣誉的岗位，有些不适应的同时他也有了更多的精力思考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这个时候，除了完成《小塆风云》这部长篇小说，他又把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了渝西民间文化研究上。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出版了《文化视域下的渝西谚语研究》、《渝西民间歌谣研究》和《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视域下的渝西民间故事》基本著作，而这些都是重庆市社科研究项目的成果。为了提携和督促我们年轻人，他把我们的名字也加入了参研项目。其实除了填写申报书，我并没有为他的研究做出太多贡献。而这些关于渝西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结果。他的文学作品中常常都能见到渝西民谣、谚语、俗语，那时他就搜集了很多山歌民谣、民间谚语和民间故事融入创作。如今把这些滋养过自己创作的文化研究整理和转化为研究成果，似乎顺理成章的事。“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一句空”，这是他多年来持之以恒、相互促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的写照。而对渝西非物质文化的深情厚爱，也是促成他那些被称之为“地方志”、“风俗史”的文学作品的内源动力。
每当我向他表示一份对于恩师的感激之情，夏老师总是半开玩笑的摆手推辞：“你是你导师的弟子。”然而，他了解我的专业背景，也对我的研究能力充满信心，鼓励我利用自身优势，找准研究方向，能够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在参与他的研究项目的触动下，我撰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在期刊上发表，以一篇《论“川渝合作”背景下重庆川剧的个性打造》参与重庆市青年人才论坛，获得优秀奖。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核心期刊《四川戏剧》选中发表。我也以这些前期研究为基础，“胆大妄为”地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研究项目。虽然最后没能通过，但那种在学术研究上努力追求上进的精神如今也是难觅了。在我已经调离重庆文理学院后，夏老师还把我采写的部分新闻作品收录进了《记忆文理》丛书，并将我作为第二编著人出版。说来惭愧，选编这本书时，夏老师对我那些文章又进行了重新的校改编辑，修正了不少初次发表时忽略的问题，，可见他为之耗费了多少心力。而我因为已不在文理学院，甚至没有校改过书稿，算得上是“坐享其成”。
我调走前的答谢宴上，夏老师依然不遗余力地在各位领导和同事面前夸奖我的能力。私底下，他还一直像父亲那样关心着我的个人生活。对于年近三十的“大龄剩女”迟迟未觅到另一半的尴尬，他无奈而关切地说，“我自诩在某些方面比你的父亲更了解你。表面淡然心气高，要找个和你精神追求匹配的人很难。”对于我离开文理学院调入主城区工作的选择，他在遗憾和不舍的同时也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在那里也许更容易找到适合你的人”。于是，我也如他预言和祝愿的那样，走进了今天的生活。
工作近十年以后，当初被夏老师一把“推上”校报编辑岗位的我不仅获得了多个新闻奖项，业已取得了新闻专业主任编辑的副高级职称，在年轻学生和同事面前也可自称半个“老编辑”了。然而，我知道要当一名优秀的编辑和新闻教育工作者，我要学习的还很多。无论过多久，身处何方，在夏老师面前，我也始终以学生自居，那些春风化雨的日子让我终身受益也永远难忘。“吃水不忘挖井人”，是为纪的这篇回忆，既是为感谢夏老师的发掘教诲之恩，祝福他退休后的生活幸福安康，亦是勉励自己不忘恩师的嘱托和期望，努力写好、编好每篇文章，犹记初心，不忘上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