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委艳|通俗小说的标出性悖论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符号学分析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摘 要

标出性是符号学概念,指符号文本对立项中不常用的一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品质。话本小说存在明显的标出性悖论,即文本形式与价值观念是“非标出性”的,这用来适应作为非主流文类的生存策略;而故事则采取“标出性”策略以迎合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化需要,话本小说的这种标出性悖论是通俗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三言”名篇,历来脍炙人口,其集中表现了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本的标出性悖论。


关键词:话本小说;杜十娘;标出性悖论;符号学

标出性在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方面特征明显,其基本含义是指“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用标出性关照话本小说,笔者发现,话本小说作为通俗小说在文本形式和价值观念方面遵循的是一种“非标出性”策略,因为作为地位低下的文类,要面对来自意识形态以及上层文类的压力。而在故事方面则采取“标出性”策略,因为作为通俗小说,话本小说需要面对以大众为主体的读者群市场,这应该是通俗小说的一贯策略。因此,“标出性悖论”成为话本小说文本符号的独特特性,著名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便体现了这一点。


话本小说有着自觉的文本追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指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蒨,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也就是说,编创《古今小说》的目的是欲以通俗的形式对大众进行教化,即所谓“谐于里耳”,并且进一步指出通俗的形式之于《孝经》《论语》的优势,即能够“捷且深”地教化大众。冯梦龙的这一主张得到后来话本小说创作者的遵守。清代芾斋主人在《二刻醒世恒言·叙》中指出:“(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不惟见闻者相与惊愕,且使善知劝,而不善亦知惩,油油然共成风化之美。”以通俗形式进行劝惩与教化是话本小说作者的共识。值得关注的是,话本小说所宣扬的教化是以主流价值规范为准则的,它不提供比主流意识形态更高的道德伦理,这应该是通俗小说严格遵守的价值信条。因为,在古代中国社会,作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而且是通俗小说类型,要想立足,必须从观念形态方面与主流保持一致,这样才不至于被主流所排挤。


从小说形式来说,话本小说基本采取民间“说话”艺术形式,虚拟的书场感觉给小说的民间性涂抹上一层保护膜,即能够允许民间艺人进行公开演出,就应该能够允许话本小说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教化。以此来看,话本小说无论从价值观念还是文本形式都不具备“标出性”特征。所谓“标出性”,“当对立两项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那项就是‘标出项’(the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从价值观念到文本形式均把自己包装成正常的“非标出项”,以使其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但需要指出,话本小说的生存存在一个很大的顾虑,即话本小说的生存是靠市场来维持的,这是通俗小说共同的命运。话本小说使中国文学第一次以市场化的形式面对广大受众,话本小说作者、出版商(即坊刻主)、读者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市场化链条。因此,话本小说的写作不得不受到读者趣味的制约。事实上,冯梦龙在编纂《古今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出“三言”的计划,正因为《古今小说》一出,“行销颇捷”,才使坊刻主以及冯梦龙本人深受鼓舞,遂有接下来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二拍”等一系列话本小说创作浪潮。可以说,市场化直接刺激了话本小说的创作与出版。


(图片来源于网络)


高举教化旗帜的话本小说以观念与形式的“非标出性”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性,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话本小说创作兴盛的原因。因为,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是靠读者兴趣来维持的,很难想象,当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出版后无人问津,怎么会有后来话本小说创作的兴盛?因此,“非标出性”特征并不能拯救话本小说,在获得观念与形式的“非标出性”安全之后,话本小说需要以“标出性”的故事来获得读者的阅读兴趣,否则,平庸的故事获得的只能是市场的冷落。从《警世通言》开始,冯梦龙便开始进行探索,在本书“叙”中,冯梦龙指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丽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冯梦龙在“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基础上高扬“事赝理真”的创作理念使话本小说的创作打开了虚构之门,面向市场,以读者兴趣为中心,虚构成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创作思想。凌濛初在冯梦龙的基础上则提出“奇”的创作理念:,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也就是说,凌濛初追求的是一种耳目之内的“奇”。对“奇”的追求成为很多话本小说作者的创作理念。与作为“非标出性”的形式与观念不同,话本小说对故事的追求则以“标出性”为旗帜。这样话本小说在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完成了“标出性”的矛盾统一。“标出性悖论”成为话本小说乃至通俗小说获得市场与生存的主要模式。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是话本小说名篇,下面以此篇“标出性”的符号学分析为例,来对话本小说这种“标出性悖论”进行解读。


杜十娘故事由来已久,据赵景深考证:“宋幼清《九从籥集》有传,今未见。《情史》卷十四也有《杜十娘》条,云浙人好事者为作《负情侬传》,今在朝鲜刊文《文苑楂橘》中。”杜十娘故事被后世改编成电影、戏剧、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常演不衰。为什么杜十娘故事会被历代人们所喜爱,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杜十娘作为一个古代流落风尘的弱女子所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智慧与刚毅的性格,无论其行为还是其言语无不表现出她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说,“标出性”是杜十娘性格的主要特征。


(一)杜十娘人物形象的标出性表现在对赎身的谋划中。杜十娘流落风尘,但有着不同于一般风尘女子的智慧和胆识。“十娘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因此,在李甲千金散尽之际,杜十娘决定赎身跟随李甲。赎身的过程一波三折,先后经历了“击掌谋赎身”、“假道别带走财产”、以及“润色郎君、见怜父母”几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成功了,第三个阶段因孙富从中作梗而失败。这三个阶段均表现出了杜十娘过人的智慧,及超出一般女子的心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击掌谋赎身”。鸨儿见李甲“手头愈短,心头愈热”不能再给她带来好处,想赶李甲走,杜十娘利用鸨儿知道李甲已经无钱无力为杜十娘赎身的心理,让鸨儿答应自己赎身。鸨儿答应以三百两银子作为赎身之价,并以十日为期,杜十娘怕鸨儿反悔,与之击掌为誓,这是杜十娘与鸨儿面对面的心理较量。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杜十娘的言行有着丰富的心理内涵,通读小说我们知道,别说三百两银子,即使千两银子对于杜十娘来说也不算难题,因为最难的不是这些,而是另有其事。此时,杜十娘对于赎身之事已是胸有成竹,接下来她要做什么呢?考验李甲!


其次,“假道别带走财产”。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因此对此谋划良久,包括积攒金钱、物色人选等等。杜十娘赎身过程一波三折,如果杜十娘直接拿出自己的钱让李甲为自己赎身,那么杜十娘作为一个智慧女子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不能考验李甲对自己的情感。杜十娘首先让李甲自己筹钱,在他筹不来钱一筹莫展之际,自己出一百五十两,再让李甲借一百五十两,这就既考验了李甲又可顺利赎身。杜十娘智慧不止这些,他对李甲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在赎身后与姐妹告别之际,借姐妹之手将自己价值巨万的财务带走。此时,李甲,包括读者在内并不知晓姐妹送的各种箱子里面究竟是什么!


第三,“润色郎君、见怜父母”。杜十娘跟随李甲有一个极大的心理隐患,即李甲的父亲。在李甲与杜十娘最初交往情投意合之时,李甲之父就是李甲心中的极大隐忧,“李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因此,我们说,李甲父亲成为杜十娘与李甲婚事的最大障碍。杜十娘对此心知肚明,但她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在古代,对于一个风尘女子来说,赎身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要靠很多机会的,比如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选,还得加上金钱和冲破封建伦理、社会舆论压力等等。因此,杜十娘钟情于李甲也有其道理。相对于李甲的软弱,所有的这些机会均值得杜十娘一试。对于来自李甲父亲的阻力,杜十娘很清楚,同时,也有自己的道理,即“润色郎君、见怜父母”,所谓“润色郎君”,即让李甲携财务见自己家人;所谓“见怜父母”,即李甲父母见这些财务或可网开一面应允他们的婚事。试想,如果没有孙富从中作梗,杜十娘之计或许可行。由此计足可见杜十娘的心机了。由上述杜十娘对自己赎身的谋划可以看出,杜十娘绝非等闲女子,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杜十娘超群智慧绝对是一个“标出项”。如此智慧的女子在古代是不多见的,因此,杜十娘故事经久不衰此为原因之一。


(本文刊载自《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2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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