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我希望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丨读书

发表于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

本文摘选自《治史三书》，这本书是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以个人治学心得为基础，融合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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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

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

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响学术工作者，拉杂言之。

严耕望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当然不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

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二）一心力、惜时光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此如河渠，固定的相当大的水量，放入一条渠中，必然显得流量很大，气势雄壮；若分入数条渠道，各渠势必显得流量减少，气势微弱，无大作用。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

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惟生活消遣则兴趣颇为广泛，如朋友谈天，遨游山水，浏览报章杂志，看电影电视。

但谈天邀游的机会并不多，至于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此外我还有一点分神处，即吾妻体弱，家庭杂务须我分任。不过此与外务不同，只分点时间作体力劳动，不费心力；而且使心神头脑能轻松一下，对于健康也未始无好处！

（三）淡名利、避权位

治学贵能一心力、惜时光；，总不免为“名”“利”“权”“位”所困扰，分心力，分时间。当然人非贤圣，名利权位谁不有兴趣，想争取！但这四者的争取，对于学术工作都绝对有妨碍，原因就是要分心力分时间。

四者之中亦有分别。就“名”而言，学术上若真有成就，名不求而自至。不过学术之名只是清名，不能凭以有所享受，而且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若以求名为目的，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更进一层说，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

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最显著的例子，如顾师颉刚，二十几岁就享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为当时锋头最健的史学家，每天忙得不得了，几乎毫无工作时间。中年以后，他非常后悔。

1944 年，我到重庆，在他主持的机构寄居多日，据他自己评论说，他深悔年轻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我想这是颉刚师肺腑之言，但不免过分谦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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