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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上中学时就读过，当时那本书不知传了多少人，到我的手里已经没头没尾，而且规定只借一天，结果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一夜读完。后来到了航校，虽然飞行紧张，但还是从图书馆里借来完整版再读，深感大慰平生。前段时间出差，又把这本小说放进包里，在飞机上读。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也看过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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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岩》，我觉得其中最可怕人物不是徐鹏飞、毛人凤，也不是猩猩、猫头鹰，而是“红旗特务”郑克昌。此人极为凶险，但每次出现在你的身边，却能够唤起你亲切友好的同志般的情感，最后却陷你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郑克昌第一次出现，是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失业青年，穿一袭破旧长衫。他走进重庆地下党蒲志高开办的沙坪书店，专门站在书架前聚精会神的阅读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萧红小传》。他给蒲志高留下的印象是他酷爱这些“进步书籍”，但因为穷，买不起，只能站着读。他并当着蒲志高的面感叹道：“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
蒲志高由此认定郑克昌是一位进步青年，可造之材，准备发展他入党了。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郑克昌居然是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红旗特务”，专门到大学、工厂以及有任何“红色”迹象的地方伪装进步，诱骗地下党和真正的进步青年暴露身份。，但蒲志高还是被军统特务抓捕了，他旋即叛变，、、成岗、余新江等一系列重要革命者的被捕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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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昌第二次出现，则是伪装成地下党员“老朱”，对付被“释放”的刘思扬。他以审查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为由，试图利用刘思扬急于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心理，说出“白公馆”内的党组织，这次阴谋虽然失败，但却造成刘思扬再次被捕。
郑克昌第三次出现，是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的“勇敢”、“革命激情”，诱骗了三个进步学生成了他的“助手”，，擅自发起抗议行动，给特务以报复的机会，然后再通过苦肉计来刺探狱中党组织的秘密。，以及违背狱中的保守斗争策略看出了疑点，学医的孙明霞看穿了苦肉计的破绽，大家在深夜把郑克昌擒拿，迫使他吐出特务的阴谋，最后并借徐鹏飞之手除掉了他。
郑克昌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或者接近得手？关键就在于他虽然是“特务”，手上却有“红旗”。在地位比较高的地下党领导面前，他是一位瘦弱的、居无定所、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进步青年，特别能够激起领导关心他、指点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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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和其他真正的进步青年面前，郑克昌又是一副最勇敢、最革命的样子，他比谁都革命，谁也没有他革命。他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氛围：你如果不立刻站出来往敌人的枪口上、刺刀上一头撞过去，那你就是胆小、，就是不革命、、、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你终于忍不住他轻蔑的眼光“站出来”了，结果却正好掉入他的圈套。
这是“红旗特务”破坏革命的另一种方式：用最夸张、最激进的姿态，把革命引向泡沫化和自我瓦解。他们不是把革命引向成功，而是把革命引向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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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并远离“红旗特务”，避免被他们诱入圈套，实在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郑克昌的形象是有真实的人物做依据的。在当年的地下斗争中，很多“红旗特务”都是叛徒蜕变而来，他们了解革命者的语言和活动规律，一般人很难识破他们。有些叛徒，如叶青、，，批量化的培养“红旗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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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也有一个更凶险的“红旗特务”戴瑜。，戴瑜本是一位激情澎湃的青年革命者，组织王明路线推崇的“飞行集会”最起劲，他在集会上演讲的手势都是列宁式的，手掌向下切，颇有魅力。但他被捕以后，特务稍加威胁利诱就叛变了。出狱以后却以更加激进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出现，见人就责备别人不革命。他见了主人公林道静后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消沉了？这很不该呀！”结果林道静很快就被捕入狱了。
“红旗特务”太可怕了，在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每当郑克昌、戴瑜这样的人物出现，我就手心冒汗、喉咙发干，为尚未识破的他们的革命者着急！我也祈祷让自己永远不要遇到“红旗特务”，因为容易轻信的我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郑克昌和戴瑜一起批评我“不革命”，没有像朱自清那样“宁愿饿死”……醒来之后心还怦怦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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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不要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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