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将健康水平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在陈玉宇教授看来,这也是此次慢病规划出台的意义和作用,这是过去20、30年忽略的。比如,现在给了一些目标,4种慢病导致的死亡率5年降低10%,10年降低20%,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他认为,对于慢病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知”与“行”。所谓“知”,就是认知。放眼全球,从这次规划的内容来看 ,中国在如何理解健康事业、慢病管理等已经具有更全面更宏观的视野,可以说走在世界前列,完全不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规划逊色。
接下来就是“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快速实现目标?陈玉宇教授分析,应该重点关注两大人群,一是人数比较多的农村低收入人群,教育水平、承担各种健康服务的能力等都比较弱。这部分不可能靠产业界进来,这些人也不在他们的目标人群范围内。解决这部分人的健康问题需要政界和学界达成共识,将政府的财政资源更多花在基层医疗机构,为他们建立体检档案进行管理健康教育等。这些人群的平均寿命可能已比富裕人群差10岁,财政倾斜后提高10%的目标可能很快便会达到。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将财政投资在基层医院,帮助贫困人口进行慢病方面知识的教育、干预、防治结合等,对于扭转社会收入分配不平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就是让收入较高的人群能够获得更高质量高水平的健康干预和慢病管理。这也是产业界关心的市场。可以考虑的切入点包括:大数据的慢病档案,医疗机构的资源共享,新的健康管理服务提升等等。在这些领域中,既存在着商业机会,也存在着诸多政策障碍。
在陈玉宇教授看来,中长期规划目标能不能彻底实现,取决于政府对于资源的平衡和分配,如何解决弱势人群问题,如何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到各个领域,为不同重点的人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