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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附古典学推荐书目）

发表于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随着高校对于人文学科的逐渐重视，作为人文学科分支之一的“西方古典学”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北大、、重庆大学、东北师大等高校纷纷设立古典学专业或者科研机构，同时多家出版社推出了古典学系列丛书，直接推动了国内古典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今日微信为大家推送一篇介绍国内古典学学科现状的文章，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弢，原文载于《古代文明》2016年1月第10卷第1期。

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

一、西方古典学在国内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呈现出了许多新气象：专业学术机构增多，一些国内的大学新增或者加强了为古典学专设的科系、研究所，未来将会有一批批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西方古典学毕业生。

经过专业训练的科研人群正在不断扩大，既有本土培养，更有数位在欧美大学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陆续回国，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前沿带回了国内。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古典学领域的西文译作和中文论著的出版数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且形成了多个系列丛书连续出版；同时，中国的大学也推出了自主创办的西方古典学专业期刊；另外，近年来召开了多次由中国的学术机构主办的国家级和国际型的学术研讨会。西方古典学研究正在中国经历着一场从无到有、逐步由弱转强的嬗变，核心舞台则是一批正在力图争创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这连传统的古典学强国例如德国的大学恐怕都要投来羡慕的眼光。

笔者曾于2001年至2010年间，在德国的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中接受过西方古典学之下的分支古典历史的教育和学科训练，也亲历了这门学科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于这所传统大学中的些许式微。原本，古典学占据着该大学中的一个学院或称学部（Fakultät für Altertumswissenschaften），下设古典语言文献、古典历史、古典考古学、史前史等诸多系所；而今，单独的古典学院建制在这所大学中已被裁撤，上述各系均并入了哲学学院（Philosophische Fakultät）。幸好，古典学的教授席位并未因此而减少，从而保障了教研水平。

拥有悠久的古典学治学传统的海德堡大学

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的西方古典学背负着学者们不同的期许。客观上看，在中国增设西方古典学不仅能使中国大学的学科涵盖范围更趋完善，加大高校中人文教育的力度；而且也弥补了国内学术领域在研究门类上的欠缺，增强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实力；更对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建设完整、自主、高水平的人文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而也有学者提出，应当从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回溯西学的传统，以此才能通透地审视现代西学，从而辨析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当代中国自身。还有学者提出要创办不同于欧美学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更远大的宏图则是期望借助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激发中国学界对所有古代文明的全面重视，最终实现中国古典研究的复兴。这些思路都为西方古典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带来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视角，乃至新意。然而，无论强调引入西学、从根源上了解西方文明，还是志在重振国学、进而开创一门新学科——中国古典学，其共同点是都意识到了在中国的大学内开设西方古典学专业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将学习西方转化为了自我的内在需求。

而无法否认的是，古典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没有西方古典学的率先出现，中国学者也无从借用这个学科概念去定义所谓的中国古典学。所以，自主创新也一定是在对既有的学统和成果完成消化理解、做出批判性甄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即便是办出中国特色，也无法回避西方业已成熟的教研经验的可参考性与借鉴价值。古罗马的文学正是在师从古希腊典籍之后，才摆脱了缺乏创造性的顽疾，从而跳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达到了堪与业师比肩的高度。此外，在中国开展西方古典学研究也应结合国内学界和教育的实际，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巩固前行，才能加速接近国际学术前沿的步伐。

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三大巨匠（从左到右）：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

二、古典学的内涵与学科设置

尽管各家创办西方古典学的主旨有所不同，但西方古典学在中国于新世纪的发展轨迹印证了一种不约而至的务实学风。所呈现出的学界共识都是要从头开始，从学习西方古代语言、阅读古代文献特别是经典著作的原文着手，摆脱以往过分依赖译文和二手著作的困境。在学术实践中，这种从头开始的决心和行动指导还在诸多方面有所体现，如从学科概念的源头将西方古典学引入汉语学界，从头开始学科建设、导入西方古典学专门的培养体系，从头梳理西方古典学及其所包涵的各个学科分支的学术史。而每一个方面都有些个中细节值得一谈。

通过考查西方古典学（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的词源和译介学术史的经典著作，国内学界对这门学科的特质和范畴已有了清晰的认知。西方古典学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考查研究的综合学术门类，而其基础就是对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文献的解读和阐释。时至今日，西方古典学综合了多个具体的学科领域，主要包括古典语言文献、古典历史、古典考古、古典哲学、碑铭学、钱币学、莎草纸、艺术史等等。

《抄工与学者》与《册子本起源考》两部作品是从校勘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探究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著作。

德意志著名的古典学家沃尔夫早在1807年就概况了西方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研究范围，即一门由古希腊—古罗马的所有知识的总和构成的学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学大师级人物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给古典学下的定义也如出一辙：“被冠以古典二字的语文学，可以通过它的研究对象来界定，即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生命力的所有外在表现。这个文明是一个整体，……古典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的力量令过去的生活得以重现。” 而从总体上看，所有这些学科分支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明确的，即古希腊—古罗马两者合一的古代世界。只不过每个学科分支开展各自研究的视角、路径、方法、材料不同。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学科分支在大学中形成了不同的院系，分门别类地对西方古典学进行细分化的研究和教学。就欧美大学而言，内中对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院系设置也各有不同。例如德语区的大学一般是为每个学科各设专职的教授席位，并以教授为核心组建教研团队、配置图书器材等，逐渐发展成各个专门的科系或研究所，如古典语文系、古典历史系等，具有代表性的是哥廷根大学。也有一些德国大学更强调学科的统一规划，将古典历史作为历史系之下的一个专业方向，如柏林洪堡大学。而英美的大学则既设有专门的古典学系（Classics），系内的教研人员各有专业方向，分别承担上述的各个学科；同时，在历史系中也有专注于古希腊、古罗马方向的教授，这会与古典学系有所重叠，如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

普法伊费尔著《古典学术史》（上下卷）是最为系统的一部介绍古典学学术发展传统的作品。

可见，大学中的学科发展也并不是拘泥于单一的模式。但总体来讲，在欧美的高校中，对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哲学系中，没有独立的古典哲学系，也不会放入古典学系。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提出了要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追赶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为了中国的高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化的重要途径。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西方古代文明的学术性探索要逐步与国际学界接轨，在学科设置和高校建设方面与欧美强校比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国的大学无法全面开设西方古典学涵盖的所有学科，像考古学、艺术史、碑铭学、钱币学、纸草学等需要长期积累起来的实物收藏和不断地进行实地挖掘。当然，这也并不是唯中国学界所面临的困境。

另外，大学中的学科设置也受到各国实际国情的影响，如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生源基础、就业前景等诸多因素。譬如大学生在入学之前的语言基础就会直接影响到古典学的学业发展。以德国为例，传统型的9年制高级中学（Gymnasium）从第五年级开始设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一直到第九年级，课程难度逐年递增。学生们不但可以将古典语言作为辅修外语学习，更可以作为主修外语连学5年，并将其作为中学毕业考试的主要科目。所以，大多数进入古典学门下各个专业学习的德国大学新生已经掌握了一或两门古典语言，基本功颇为扎实。

而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只能在进入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阶段之后，才能突击补习古典语言。而学习古典语言却又无法借助生动的对话来辅助提高，只能单纯依靠记忆单词、学习语法、阅读文献的艰苦途径。所以，在中国大学开设西方古典学专业必然会有与欧美大学的不同之处。如何设置适应中国学生的课程体系，换句话说如何本土化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2014年7月举办的“古典学在中国”座谈会上，黄洋、郭小凌、晏绍祥、刘津瑜等诸位古典学一线的教学研究者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与爱好者前来观摩，场面十分热烈。

目前，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是以大学为主要的教学和科研核心，主要分布在外语、历史、哲学等院系。当下的学科设置对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学力度普遍存在较大欠缺，还不足以广泛地展开针对古典文献原文的深入研究。学界针对于此已有所动作，包括在高校中试办古典学专业，成立本、硕、博连续的培养体系，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引进西方成熟的教学经验、聘请外教，如北京大学的西方古典学中心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均设立了长驻的外籍教席。

影印版的《希英词典》（中型本）与《拉英词典》（初级本）为古典学专业必备工具书

同时，国内学界自主编写了古典学领域的研究手册，同时也将西文教材翻译引荐给了年轻的中国学子。例如当代德国古典语文学教授克拉夫特的《古典语文学常谈》一书，本是写给德国准备报考大学的中学生、以及刚入学的大学新生的引导性小册子。主要是向年轻的后学们说明德国大学中的西方古典语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的发展简史、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学制的安排等等。该书言简意赅、译文准确，也颇适合中国的大学生作为认识这门学科的启蒙读物。

晏绍祥著《古典历史研究史》是中国学人首部系统地论述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的专著。

相比较西方古典语言文献学而言，中国学界和大学在古典历史领域的教学基础、研究实力、资料积累与翻译等方面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另外，古典学的资料正在经历着数字化进程，各种汇集现代研究论著的数据库日臻完善，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无法获取资料的障碍，使国内学人及时了解最新的发现和成果。其实，获得古典文献和古典哲学资料的方便性已自不必说。即便是在西方史学的研究领域内，古典历史史料的开放程度和获取的容易度也要高于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领域，因为基本不存在亲身去档案馆查阅资料的需要，有一定且持续的资料建设投入即可见效。

已知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史籍均有多个现代编本，很多被译为了现代西方语言，而且译本还在不断地更新，更有为数不少的书籍已经汉译了。所以，从头开始的西方古典学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也不是否定过往的学术积累、重新来过，而是在批判之上的传承与扬弃。再加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若要寻求突破，必然是扬长避短才能觅得突破口。例如，中西古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融会贯通，就早已被国内学界重视并反复提倡。

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英译本系列《希腊罗马史料集》（Translated Documents of Greece & Rome），至今出版了5册，不但可以缓解史料匮乏的燃眉之急，更方便了有志于古典历史研究的初学者。

三、梳理学科史的新意

古典学学科于18至19世纪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拉开了德国大学中院系和研究所的建设序幕。以古典学研讨班为典范，其它人文学科也开始设立研讨班，自然科学学科则开始建立实验室。从此，政府或经过大学或直接给予研讨班资助，包括设立固定教席、配备助手、提供稳定的预算、划拨房屋建立图书馆、大量购置图书等等。在开设研讨班、设立专业图书馆、建设实验室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院系和研究所。当大学中的院系、研究所普遍发展为科研实体之后，一所大学从传统性向研究性的转型自然水到渠成。所以，研究型大学的出现首先是在系、所、以及相应学科的层面之上。古典学不但树立了科学学科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古代文明的同时，德国大学的师生们获得了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传统中汲取了学术创新的力量和源泉——用科学方法研究古代、形成现代人对古代的新认识，这本身就是知识创新。学者们的创新实践过程也就是大学所经历的转型历程。学科内部的革新产生了外部的动力，促进了大学的整体转型，这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为研究型大学的产生起到的推动作用。

可见，研究和解析古典学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大学中的学科发展史不但可以提高对历史的认知，从根源上理解研究型大学的成长路径，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大学转型的现实工作提供参考和教益。由此可以期待传统史学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从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有益经验和借鉴，为中国当前的高校建设出力。古典学的学科史理应受到学界关注。

（原题为“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此文有删节）

西方古典学研究（3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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